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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陪柏杨重走七十五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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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五月时候，偶然的，在柏杨先生作东的餐会上，闲聊时，我问他：“柏老，什么时候可以拜读您的自传？” “恐怕教你失望，我的眼睛内出血，视力不行，恐怕不能再写长篇。” “视力不行，大脑并没有坏，依然可以回忆，这样吧！您口述，我帮您笔录、整理。” 看着柏杨沮丧的神情，唯恐他心脏开刀后恢复期的忧郁症再度复发，所以，我未经思索，就顺口响应。不料柏杨一听，很兴奋的伸出右手，举起小指与我的小指打勾说：“好，一言为定，不可后悔！” 当时，五月，是我最忙的时候，我指导的硕士班研究生正要毕业论文口试，再加上筹备六月十日国立阳明大学的首届毕业典礼，忙得不可开交，那来余暇？ 也就在这个时候，阳明大学教务长张仲明教授起意邀请柏杨出席首届毕业典礼作贵宾致词，校长韩韶华教授完全同意。这是阳明医学院改制大学第一届的毕业典礼，能请到一位不具任何官衔，而这么有爱心，这么有器度的人文大师来演讲，对阳明大学而言，意义重大。但是，这时柏杨正生活在恐惧之中，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眼睛出血情况是否好转，心情跟着起起落落，活得小心谨慎，不敢大声讲话，更不敢打喷嚏，他自称活得像个“公主”，心情坏透，拒绝任何演讲。于是，我跟他谈判，他来阳明演讲，我就一定替他执笔写回忆录，达成协议。 六月十日，阳明大学首届毕业典礼，在校长的扶持下，柏杨站上讲台，作三十分钟精采而生动的演讲：《专业与人文》。一个很严肃的题目，被他讲得台下听众笑得前俯后仰，但却寓意深远，令人玩味。 接下来，该是我履行承诺了。我一生从未作过生涯规划，一切随缘随兴，也因为如此，才有柏杨回忆录这个浩大的工程，不期然的在我生命中冒出来。以我工作的时间表，无论如何，都无法匀出这一段时间。可是，写本文的时候，这项庞大的访谈工程已告完工，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竟会成为事实。 五个月来，支持着我做这件事的动机就是“承诺”。苦，是真苦！想想，也是报应！目前在健保局当企划处经理的李丞华教授多年前曾说过：“周老师的饭很难吃，吃她一顿饭，害我忙了两个月！” “不吃白不吃，该做的还是逃不掉，吃了再说！”这是另一位学生高翔医师的答话。 我于一九七七年起开始任教阳明，一九七八年暑假，创组“阳明十字军”，每年寒暑假自费下乡服务，迄今十九载，未曾中断，已成阳明的传统，也是数以千计的阳明人共同的回忆。这一切，都是和学生们“吃饭”吃出来的。而今，当老师的我，吃了柏杨一顿饭，竟使我忙了五个月！ 六月十三日下午，我到环保署开会，会后，打电话给柏杨：“柏老，您晚上在家吗？” “在！” “那我现在过来。” 我叫车直驶花园新城，就这样，在毫无计划的情况下，开始第一个字。以后，只要有空，就去花园新城，到了第十次，我问柏杨：“柏老，您现在还耽不耽心我不写呢？” “不了，现在倒是耽心我不写了！碧瑟，还好我不是你的伙计，否则，你是一个很严苛的老板。” 倒是张香华很得意，她说，柏杨一辈子催人，终于也有被人催的时候。 五个月间，共计访谈八十五次，大部份是在晚上，从八点多到十一点多。每次工作二到三个小时，总共约两百个小时，其中有一半是在花园新城柏杨的家里，另一半是在荣总的病房（包括眼睛与脊椎两次开刀，共住院两个多月）完成的。无论是眼睛或脊椎开刀，都是在开刀的第二天晚上就开始工作。柏杨这两次开刀后，都没有出现忧郁症状，可能因为没有时间让他忧郁吧！这期间，我的助理去看他，他向我的助理告状：“你们这个老师太严苛，是个不好的老板。” 脊椎开刀后不久，一个星期天下午，病房要打扫，柏杨躺在病床上被推到外面走廊，我们就在走廊上工作，柏杨忽有所感说：“这好像又回到当年在调查局被逼供的情景。” 在花园新城工作，几乎都在暑假期间，我每天下班，搭阳明一号校车到终点站景美，再转出租车上山。工作结束时都已近午夜，电话叫车，柏杨或香华送我上车，回家再去电话报告平安。花园新城揽翠大厦夜班的管理员有一次问柏杨：“你们每天晚上补习，都要补得这么晚啊？真辛苦！” 电话叫的出租车，坐起来较有安全感，可是有一次，在半路上，司机忽然叫我换车，令我一惊。三更半夜，在荒郊野外，确实害怕，大概司机也看出我的惊恐，补充说道，他的车子有毛病，特意把引擎熄火再启动，向我显示汽车确有问题，于是，我在半路换了车，虽也平安抵家，但确是受了惊。另一次是司机在半路上停车，说他的车是向车行租来的，冷气出问题，必须打电话向车行报告，要我在车上等候。在车上等候的期间，脑子里也不免会东想西想，最后证实，汽车的冷气确实坏了，但细胞在紧张时死了不少。整个工作期间，对我而言，最大的压力是半夜回家的安全问题。而偏偏柏杨的文思却是越晚越好，每次，都有一番挣扎，总在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收摊。 学校一开学，我实在无法在下班时间离校，每天总得忙到晚上七、八点，才能把桌上的工作清理掉。柏杨却不幸在荣总住院，从我办公室走到他病房，只需要五分钟，从病房走回我的宿舍，大约只要十五分钟，节省了我许多交通时间与精力。 十月廿五日晚上，正在工作，一位医院看护捧着《中国人史纲》上下两书走进柏杨的病房说：“我照顾的病人，才廿六岁，在工地被钢梁打到，双腿受伤，可能难以复原。他对您非常敬佩，听说您也住院，今天是他的生日，他很希望先生能在他买的书上签名。” 柏杨在书上写下： 宗翰小弟： 我们是同命，相信灾难会成为跳板。 柏杨 ◇ 十月廿六日，柏杨教家人送来两本书《柏杨小说选集》和《路，要你自己走》，送给江宗翰。 十月廿七日晚上，柏杨出院的前夕，江宗翰坐轮椅进了柏杨病房，他根据柏杨书上的签名，为柏杨刻了一个石头印章，送给柏杨。 一连三天，三个场景，我都有幸在场。读者的崇拜，柏杨的温馨，使人感叹！ 整个访谈笔录过程中，常常遇到的困难是柏杨的国语实在太烂了，乡音又重。像“使”“是”“自”，他永远讲不清楚，总得等全句字意了解之后，再回头去分辨该是那一个字。有一次他很费劲一个字一个字的说：学生的“生”，台独的“台”。我就写下了“生台”，可是全句一念，完全不通，幸亏我不耻“上”问，自承学问不够，才水落石出，原来是“生态”，“态度”的“态”而非“台独”的“台”，两人不禁哈哈大笑。更有一次，他讲ㄒ一ㄒㄩ，我问他怎么写，他一时之间也说不上来，这时两个人的沟通触了礁，柏杨直怪汉字的缺点，如果用罗马拚音就无此困扰。最后，根据前后文句的意思，几经猜测揣摩，终于写出了他要的“觊觎”两个字。 比较危险的一次错误，他说读者对《通鉴》的“怀疑”……我好奇地问：“怀疑什么？”搞清楚，原来是“欢迎”，意思竟完全相反。另一个问题是他念“直律”，令我很难下笔，再细问，原来是“直率”，“率”在这里音“帅”。难怪了，这时我才了解柏杨为什么对中国文字那么生气，文字本身已够复杂，再来个破音，真是火上加油，雪上加霜。 至于一般人常犯的错，柏杨更是常犯，有边读边，没边读上下，以及“方”和“黄”永远念不清。于是笔录时，还必须留一部份大脑的功能去解读这些难题。 柏杨最大的福气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睡觉，在荣总病榻畔的访谈中，有一次，谈到一半，忽然冒出：“碧瑟，对不起，我要睡一下。” 一个转身，立刻听到他打鼾的声音，入睡之快，令人惊讶羡慕。更妙的一次，写到一半，毫无预警，他已睡着了；等护士拿药进来，把他吵醒，他在没有提示之下，立刻接着下一句，衔接之顺，也令人佩服，他睡前与睡后，脑筋是联机的。 我不是一个写文章的人，而竟替一位大文豪执笔，朋友都替我捏一把冷汗。柏杨一生从事写作，他用字如神，而我却是个门外汉。读者们希望读到的不只是柏杨本人的第一手资料，更希望能享受他绝妙的文句与字里行间洋溢的感情。因此，我尽可能的保留柏杨文字的原味，这本书，我唯一的贡献只在于“逼供”。在柏杨眼睛开刀以及接踵而来的脊椎开刀，这五个月不能看、不能坐的岁月里，我抢救了他这段时间，写成此书。这是柏杨的朋友（包括我）和读者期盼多年，催问多年的一本书。 柏杨的一生充满传奇，知道他成长的环境与过程之后，较能了解他对中华文化的批判。我在五个月间，陪他重走一遍七十五年的岁月，收获之丰难以言喻，感谢上苍，给了我一个这么难得的机缘。 周碧瑟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九日，写于国立阳明大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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