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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基本精神


  八〇年代第十一愿是——愿中国人认真。

  就在今年(一九八〇)三月份,报上刊出两则新闻,恭抄于后:

  永和讯:老汉执著,为了四元的差距,不惜多花一百倍的钱,硬要证明计程车跑表不准,提出诈欺告诉。五十七岁的男子吴增忠,日前自汐止镇长安派出所,搭乘一辆〇四——三一五三号,日发车行,车陈誉奇驾驶的计程车,返回永和。至永和戏院门前下车,见车表跳了一九六元,加上过桥费共为二〇一元。吴某见状,即表示跑表有问题,而陈司机坚持自己的跑表标准。为了证实谁是谁非,吴君子是要陈君将车停妥,两人又叫一辆〇四——七五四九号计程车,直驶汐止长安派出所。然后重新计表,循当初路线,重返永和戏院,结果跳表为一九二元。与陈司机差四元,也就是少跳了一次。吴君为了四元差距,不惜花了四百多元车资,加以证明,然后告陈司机欺诈。陈司机向警方表示,他的车是二千二百西西,又是跑胎,与一般一千二百西西不同,况且一路上曾超车多次,路程自然会稍多。而且最后一次跳表,是刚要停时跳的。警方认为诈欺证据,似有不足。

  板桥讯:一桩小小的违章建案,因为检举人锲而不舍,于八年间,一共检举了四十次以上,致案情不断升高。除承办员被处分外,连同附近的违建,亦可能被县府拆除。本案检举人刘黄歆歆,于七三年间,向台北县政府检举新店文化路三十一巷九弄二号楼住民钟君,利用法定空地,私自增加客厅、厨房、储藏室等违章建筑,请台北县政府依法取缔。但台北县政府并未积极处理。七七年开始,刘黄歆歆转向台湾省政府检举,而且将台北县政府及新店镇公所经办人员,也牵扯进去,指该违建能够领到镇公所的杂项执照,及其后面建筑物非法扩大建筑基地,系有关人员枉法包庇的结果。

  台北县政府调查:钟君的房屋,系与附近十幢四十户公寓共同使用一张建筑执照,于七〇年兴建,七一年完工,其中有一部分未按照核准配置图样施工。台北县政府发给使用执照,显然不合规定。另钟君违建,新店镇公所发给杂项执照,亦与规定不符。因之责令新店镇公所吊销钟君违建执照,及追究承办人员责任,并通知新店镇公所及新店警察分局依法查报。至于未按图施工部分,因时逾十年,对当时法令,已无法重查,暂免追究(柏者忍不住插嘴,这鬼话说得幼稚,十年前的法令,向档案夹子里一探头便知,怎么会“无法”手哉,明明鼓励有钱大爷,只要瞒得久,拖得长,违法就成为合法矣)。由于台北县政府处理得太慢,处理的结果又不能满意,刘黄歆歆乃不断地向台湾省政府检举,共检举四十次以上。台湾省政府最后的指示是:有关违建部分,应依法处理。未按图施工部分,应由台北县政府依发照当时有关法令径行处理。刘黄歆歆在检举书中强调,她不断检举本案,是为了端正政风。台北县政府将来的措施,是否可以使她满意,不再检举,犹在未定之天。

  前一则新闻刊出后,报上就有正人君子写文,讥讽吴增忠先生“小题大作”、“庸人自扰”、“神经病兼莫名其妙”。后一则新闻在编辑老爷的标题上,可看出人们的直觉反应,标题最后两行曰:“县府与镇所承办人都被拖下水”、“附近四十家违建户亦跟着倒楣”。意思很明显,承办人都清白无辜,硬被刘黄歆歆女士“拖”到泥浆里。而违建户本来快乐非凡的,也硬被刘黄歆歆女士检举得要无家可归。咦,贼老爷正在小馆大吃大喝,警察老爷可千万别动手,一动手就是“拖”他下水,教他倒楣矣。

  ——写到这里,想起一桩房地产生意:吾友曹某某于一九七七年间,在台北永和镇和桥头,定了一栋房子。落成之日,他不知道安分守己,竟请了一家建筑事务所派人去量面积,这一量就倒抽冷气,原来比图样少了好几坪。建筑商最初大跳大叫,又找了些身上雕龙画凤的道上朋友,出来摆平。可是吾友硬是干上啦,建筑商平生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不开窍的家伙,只好自认“倒楣”,退钱了事。

  这就教人想起一个古老的故事矣:吾友孔丘先生,想当年困于陈蔡,饿得奄奄一息,附近有家观光饭店,教弟子仲由先生前去讨碗残菜剩饭。掌柜的曰:“我写一个字,你若认识,我就免费招待。”仲由先生曰:“我是圣人门徒,不要说一个字,就是十个字,都包下啦。”掌柜的写了一个“真”字,仲由先生曰:“这连三岁娃儿都知道,一个‘真’字罢啦。”掌柜的曰:“明明白痴,还说大话,小子们,给我乱棒打出。”仲由先生狼狈而逃,禀告一切,孔丘先生曰:“无怪你会挨揍,等我前去亮相。”掌柜的仍写一个“真”字,孔丘先生曰:“这是‘直八’呀。”掌柜的大惊曰:“名不虚传,你的学问果然大得可怕。”酒醉饭饱之后,仲由先生悄悄问曰:“老头,你可把我搞糊涂啦,明明是‘真’字,怎么变成‘直八’啦?”孔丘先生叹曰:“你懂个啥,现在是认不得‘真’的时代,你一定要认‘真’,只有活活饿死。”

  呜呼,二〇年代时,胡适之先生有《差不多先生传》。四〇年代时,美军在成都有“马马虎虎俱乐部”。这正击中中国人的心窝。可能是在酱缸里酱得太久缘故,中国人不但不习惯于“差不多”和“马马虎虎”,而且对认真的人,最初是惊讶,然后是嗤之以鼻,再然后说他是神经病;最后则索性恨他入骨,一口咬定他“小题大做”、“百般挑剔”、“惹事生非”;再最后,泛政治的帽子出笼,他遂成为“别有居心”的国家蟊贼兼社会败类,只好追随仲由先生后尘,活活饿死矣。吴增忠先生为了求证司机是不是诈欺,不惜花费一百倍的银子,这正是认真精神,每一个人都有此认真精神,计程车就永远不敢捣鬼(柏老特别声明,我并不认为司机捣鬼,停车前跳表,是常见的事)。刘黄歆歆女士以长达八年的时间(正是中国对日本侵略焦土抗战的时间),去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那更是认真精神,和因认真精神而延伸出来的,不向邪恶屈服,要把是非弄清楚的倔强精神。

  吴增忠先生和刘黄歆歆女士,已为中国人立下一个榜样——奋斗的榜样,认真的榜样。这正是现代化所需要的基本态度。不妨瞧瞧世界,没有一个强大国家的国民,是不认真的,不敬业的也。只有落后地区,才出现差不多和马马虎虎。等到大多数中国同胞都有认真精神,中国才能够迈上现代化富强之境;否则的话,再多的工厂,再多的高楼大厦,都没有用,将一直停留在粗糙的泥坑里,永远不能进入精密的轨道。

  一个月之前,一位洋大人在台北跌进排水沟,他向台北市政府要求赔偿。报上登出新闻,柏杨先生就亲眼看到有些朋友摇头:“什么话,什么话,简直是欺负中国呀。”嗟夫,那不是欺负中国人,而是教育中国人,为中国人上了一课——怎么去据理力争。如果说四块钱是小事,一间违建是小事,一个倒栽葱也是小事,则哈是大事?一个人在小事上都不敢坚持原则,择善固执的人是好事之徒,温柔敦厚遂成了懦夫的遮羞布,也成了认真人哭丧棒矣。

  无论如何,别教孔丘先生再叹气啦。“直八时代”让它死到十八层地狱,代之而兴的应是仲由先生“认真时代”。如果再麻木不仁,悠悠忽忽,恐怕灾难还要层出不穷,一直层出到大家都伸腿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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