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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称呼名字


  八〇年代第三愿是——直呼名字。

  人之有名字,稀松正常,兼平常稀松。贵阁下此生恐怕还没有遇到过没有名字的人。如果遇到,包管你目如铜铃,三天都想不通。刚生下的娃儿当然是没有名字的,但你只要一问,他就马上会有。如果是小子,老爹老娘曰:“就叫他狗屎蛋吧。”如果是一位千金,老爹老娘就会脱口而出曰:“俺叫小咪咪。”于是,刹那之间,大势已定。

  然而,这么简单明了的事,发生在中国同胞身上,却死搅蛮缠,把人搞得气喘如牛。这跟农业社会和儒家学派有关。夫农业社会是静态的,知识分子蹲到象牙之塔里,在名字上动动手脚,花样翻新,有的是时间和精力。而儒家学派的精髓恰恰建立在繁文褥节上,知识分子在名字上动手动脚和花样翻新,就更有了理论根据。遂驴毛炒韭菜,成了乱七八糟的复杂局面。

  中国人的名字,像一串冰糖葫芦。娃儿之初生也,前已言之,曰“狗屎蛋”,是乳名也,只有老爹老娘可叫。七岁八岁进了学堂,曰“王希贤”,是学名也,将来做官做事,头戴乌纱也好,或到公堂上脱裤子挨大板也好,统统以此名为准,只有势大气粗的尊长可叫。到了二十岁成年,又冒出一个名字,曰“王慕贤”,是表字也,比较亲近的朋友或分量身价相等的人可叫。过了不久,当了大官或发了大财,自认为或被认为不同凡品,则别号应运而生,就成了“王羡仙”,专供泛泛之辈称呼,如果他再附庸风雅,舞文弄墨,那就更成为“梅花斋主”、“蓬莱阁主”,以及“东洋居士”、“西海山人”、“南极道友”、“北辰老叟”之类。一旦挺尸,就又有谧号,皇帝老爷谧他“襄”,他就是“王襄公”,谧他“文正”,他就是“王文正公”。

  不特此也,一个人一旦修炬到拥有摇尾系统,地名也会变成人名。袁世凯先生原籍河南省项城县,马屁精遂称之为“袁项城”,黎元洪先生原籍湖北省黄陂县,马屁精遂称之为“黎黄陂”。圣人也有同样毛病,程颐先生原籍河南省伊川县,他就成了“伊川先生”。朱熹先生原籍安徽省婺源县,大概“朱婺源”不太好听,恰附近有座紫阳山,他也就成了“紫阳先生”。

  多如牛毛而且奇形怪状的名字,罩到一个人头上,固然不至于把他压死,可是却能把别人累死。——尤其是现代的学生老爷,整天埋头苦背一些死人的这种无聊透顶的称谓,万一得了脑充血,真是死不瞑目。然而,更恐怖的还在后面,从遥远的公元前十一世纪周王朝开始,就有“讳”的介入,使花样繁多的人名,更危机四伏,成了老虎的屁股。遇到武林高手,摸得好,摸得妙,能把考虑摸得舒舒服服。如果学艺不精,一下子摸错啦,它回头一咬,尊头就要落地。夫“讳”也者,是一种专制政体下,用政治的和礼教的力量加到名字上的文字魔术,于是老虎屁股遂升了格,不但危险,而且神圣。

  尤其是皇帝的名字,绝对地凛然不可侵犯。西汉王朝刘邦先生因名字叫“邦”,中国文字中,“邦”就没有啦,统统改成“国”。隋王朝杨坚先生的爹叫“杨忠”,中国人从此就不能“忠”,而只能“诚”。后晋石敬塘先生,名字中有“塘”字,姓唐的朋友就倒了楣,唐谷先生只好改姓为“陶”。中国人固然招架不住,洋大人也得遭殃,唐王朝李渊先生,一坐龙廷,朝鲜王国的宰相渊盖苏文,就得成为泉盖苏文。老牌圣人孔丘先生的“丘”,更害苦不少人,写起来不但要缺一笔,读起来还要读成“某”,或读成“期”,而且天下姓丘的朋友,一律都是加个耳朵,改写为“邱”。最著名的一次是,李贺先生的爹名李晋肃,“晋”“进”同音,他就不能进士。

  呜呼,吾友许美英女士,她之所以一直留在中国,不敢前往美利坚和英吉利,其故大概在此,盖两个均犯她的讳也。看样子我老人家一旦抖了起来,全世界的柏树都得改成“龇牙树”。

  ——现在,台湾各级学堂的课本,还有“句践复国”的惊险镜头。明明是“勾践”的,只因宋王朝有个皇帝赵构先生(他阁下以诬杀岳飞先生闻外于世),构勾同音,勾践先生虽古代帝王,也难逃此劫。这种封建残余,一直到今天都阴魂不散。

  这些都是大家伙,其实即令芝麻绿豆,也威不可挡。一位赵宗汉先生,把“汉”字视为蛇蝎,规定凡是“汉”字,都要用“兵士”代替。他太太去拜罗汉,他儿子在读《汉书》,麻烦就大啦。家人向他禀报曰:“夫人请和尚来家供奉十八罗兵士,公子请教习在教兵士书。”另一位田登先生,不但“登”不准碰,任何跟“登”同音字也不准碰。正月十五日上元日,他阁下出布告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盖小民既不准点灯,只好放火矣。

  讳的故事,可写一箩筐,好在这种禁忌已被淘汰,总算笔下逃生,中国人得以喘一口气,也是一大功德。不过接着而来的是“官衔”的困扰,使中国人名字,进入老虎屁股发展史的第二阶段。官衔是荣耀。而名字反而成了痛脚。盖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前,万般皆下品,只有当官高,当官不但有黄金屋,而且有颜如玉。知识分子只有此路一条,除了此路,别无他路可走。所以官衔遂成为衡量身价,甚至衡量道德的唯一标准,故从前就有“官大人品高”的金言警句。“狗屎蛋”一旦当了八品小官,学名表字别号一笔勾销,大家就得称他为“老爷”。一旦当了七品稍高之官,大家就得称他为“大老爷”。等而上之,官位更升,则大家就得改口称他“大人”。嗟夫,读者老爷读过十九世纪跟中国有交往的一些洋大人笔记乎,笔记里清王朝的官员,几乎全是“赵大人”、“钱大人”、“孙大人”、“李大人”,真正是到了没有名字的世界矣。

  官衔的花样,也教人应接不暇。总督不叫总督,而叫制台。巡抚不叫巡抚,而叫方伯。郭子仪先生的官是“汾阳王”,于是他就成了“郭汾阳”。何充先生的官是骠骑将军,他就成了“何骠骑”。古固如此,而今更他妈的激烈。就在台北,随便走到一个办公室或一个写字间,满耳朵都是“局长”、“处长”、“主任”、“董事长”、“总经理”、“协理”、“襄理”。业务场所,为了辨明职责,还有说的,可是它却延伸到公共场所,甚至延伸到家庭之间,就肉香四溢,麻不可挡矣。最奇妙的是,你如果称他的官衔,誓言在他的官衔“领导之下”,他就像猪八戒进了盘丝洞,浑身酥软,教他喝水他喝水,教他喝尿他喝尿。你如果有眼不识晚香玉,胆敢叫他的名字——不是叫他“狗屎蛋”,而是叫他“慕圣”、“羡仙”,那他就跟屁股刚被干了一记一样,会认为奇耻大辱,八十年交情全付流水,后患如何,你就等着瞧吧。而这些官衔还像寄生虫一样,一辈子寄上到他尊头上,退休也罢,翘辫子也罢,甩也甩不掉,他也拒绝甩。虽然已经没有了官,衔头不衰。

  呜呼,一个仅名字就一大串,又加上禁忌,又加上头衔,群魔乱舞,老虎屁股乱撅,不但使人头昏眼花,也使人际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势力和隔膜。去年金庸先生回国,特别问我曰:“老头,你的敝大作里,对任何人都直呼其名,都一律先生女士,为啥?”为啥?就是为了大家都一样。皇帝和流氓,圣人和妓女,都有相同的人权和人格,谁都没啥特别。人工造成的距离,文字魔术造成的幻象,应该全部扫地出门。一个人应该只有一个名字,这是为了记忆。官衔少出口,这是为了温暖。张三就是张三先生,李四就是李四先生,王二麻子就是王二麻子先生。不能因为王二麻子忽然当了部长,他就成了“王麻公”,或成了“王凶牙”——假使他原籍是匈牙利的话。

  我们有权要求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单纯化。直呼名字不过是一个开端,纯靠直呼名字当然达不到目的,但至少可使大脑多留出一点空隙,去记忆和思考别的。大丈夫应该真正地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除了第一次相见或特别情形外,统统互相称呼名字,既清爽利落,又省气省力,它还可以推动基本人权上的平等观念,减少一些飘飘然自命不凡的僚气,也是化暴戾为祥和之道。

  好吧,从今天开始,你就叫我老人家柏杨,“先生”也别加,“老”也别加。我如果心急难熬,要表示尾大,就由我自己动手加,阁下千万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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