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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样回答吗？(2)

“纪元前五世纪苏格拉底时代，希腊人自称是‘理乐之邦’，”司神父用笔写出中文“理”字，表明不同于“礼”字，“他们非常重视音乐，认为音乐是理的完美表现，理如果脱离音乐，就像人生失去了美。希腊人的人生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kalos k'agathos，前面一个字kalos，是‘美’，后面一个字agathos，是‘善’，中间一个k'是kai的简写，是‘和’的意思。希腊人认为，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达到kalos K'agathos，美与善合一。善，存在于理中，美，表现在音乐里，所以，希腊人自称‘理乐之邦’，和中国人自称‘礼义之邦’，是很有趣的东西文化对照。” 　　我静静地听着。 　　“不过，”司神父说，“中国人讲‘礼’，却只是虚礼——面子，‘理’则受到压抑，不能伸张。且音乐的艺术功能，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一直受不到重视，连带和文学结合的戏曲，也发展得很迟，直到十三世纪元朝，蒙古的统治者，还不懂向中国民间艺术伸出政治高压的巨掌，中国戏曲才开始得到萌芽。” 　　中国人的礼，就是面子，司神父的话像一记春雷。 　　“另外和音乐相关的诗歌，中国也和希腊诗歌，大不相同，”司神父说，“中国人没有史诗（epic），没有像荷马那样壮阔的史诗。中国人的诗，常常只写一己、一时、一地的感受。诗意（image）虽美，但只注重个人，不着重对大自然的观察和描写。即使写，也只是用来烘托个人的感受，更不要说对整个民族观照的史诗。还有一点奇怪的是，蒙古人和汉人不同，蒙古人有史诗。” 　　“这个原因是什么？”我问。 　　“我还不是很清楚的知道，只是发现这个现象。也许你可以告诉找，中国人为什么轻视这些？” 　　听到司神父的问题，然而，我的思维却仍环绕在他前面讲的那句话上：“中国人的礼，就是面子。”久久不去。使我回想起，不久前和司神父一起用餐的一幕：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有一家装潢十分高雅考究，取个洋名叫Royal，中译作“老爷”的餐厅，三楼的明宫厅供应中国菜。我们去的那天，生意非常好，等了一会儿，终于等到一张刚空出来的桌子。司神父和我坐定后，女侍把前面客人吃剩的菜肴撤去，就在染了一摊酱油污渍的白桌布上，加铺一小块橘红方巾，立刻摆上我们的碗筷。她的动作，娴熟而自然。司神父等女侍走开后，指着露出酱油污渍的白桌布，说： 　　“你看，这就是面子！加上一块小红巾，就有了‘面子’，下面是什么，骯不肮脏，就不需要计较了。” 　　平时，常听到有人说： 　　“这是太不给面子了……” 　　“不给面子，就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嘛！” 　　“赏脸的话，请……” 　　“这样做，真是够有面子……” 　　这类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岂不比比皆是！在这一张张“面子”之下，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忽略了“里子”？我们的生活中，类似“老爷餐厅”高贵的金碧辉煌之下，掩盖着多少酱油污渍，又有多少人注意到？ 　　神游到这里，才想起我无法回答司神父的问话，于是我问： 　　“你是语言学家，从语言上，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和西方人有什么不同？” 　　“中国人的语言，和其他国家的语言，并没有不同，”司神父简洁的说，“中国人常常喜欢自负的说，中国语言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态度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的态度一样，其实，这是肤浅、幼稚的说法。” 　　“中国语言动词没有时态变化，”我说，“名词没有单数、多数之分，不是和西方语言不同吗？” 　　“那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并不是语言系统、思考逻辑上的不同。例如：中国人用‘过’‘了’，表示时态，用‘两个’‘三个’表示数量，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时态或数量观念。中国人可以用语言，把思想表达得非常精确。问题关键在，中国人想不想表达得清楚？如果他不想表达清楚，他就可以表达得很模糊。” 　　“请作进一步说明。”我请求。 　　“中国语言在文法上，可以省略主词，英文却绝对不能。因此，你如果存心想讲不清楚，也可以用语言使别人误会，”司神父说：“中国人在语言上，并不特殊，我认为真正特殊的是中国的文学，那里面有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可是，现在研究自己文学的中国人，偏偏拿中国的文学来和西方文学并论，用西方人研究文学的方法来做‘比较文学’，用这个方法研究中国文学，是行不通的。” 　　“你的意思是说，语言只是传达观念的工具，观念差异，言语就有差异，是吗？”我问。 　　司神父同意的点点头。 　　“你认为是什么样的观念，影响中国人生活形态最大？”我接着问。 　　司神父直截了当针对我所盼望听到的主题，说： 　　“我认为造成中国社会落后，有一个原因来自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句话支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使中国人的知识，无法实验。知识和技术，无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上。而西方的学者，往往是手拿钉锤、斧头的人。在西风东渐之前，中国学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实验室中做工的。西方的知识、技术，却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不断的修正和突破。而中国人纵有聪明的思考力，精于算术，很早能发明火药、罗盘、弓箭，却没有办法推动科技，发展机械文明。因为，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高级知识分子的领导阶层，轻视用手做工。机器的发明与运用，只限于末流的平民阶段，大大的阻碍了知识的发展。” 　　我承认这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特征。 　　“身居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和大众生活脱节，知识的断层，使中国人思考与行为分家，严重的妨碍中国社会的进步。”司神父提起一位已故的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他说： 　　“其实，以上这个见解，是李先生说的，我只是同意他的意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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