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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的王亦令

⊙执笔者江泐先生。 　　⊙文载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日洛杉矶《论坛报》。 　　柏杨先生讲了一篇《丑陋的中国人》。王亦令在加州栖云阁看了，心中有气。于是“右”迷心窍，骂柏杨先生及其同路人为“贱骨头的中国人”。 　　王亦令不读书，更谈不上“甚解”。奇怪的是，他拾了几点右派既得利益集团的牙慧，居然舞起文弄起墨来，不仅把提倡民主与科学的“五四”传统，歪曲成“一味骂爹骂娘骂祖骂宗”，反将已经证明行不通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奉为“还不太离谱”。 　　中文没有冠词，柏杨先生讲“丑陋的中国人”时，没有用冠词，也没有用量化词（qualifier），固然没有说明百分之多少的中国人“丑陋”，但是，也没有说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例外！王亦令一边承认柏杨先生说的丑陋并非向壁虚构；一边又拉拉扯扯，反问“世界上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是百分之百干净的，百分之百的不乱，百分之百不吵不闹，没有窝里斗的？”他显然想藉用“百分之百”来抹煞一般事实。请问王亦令，柏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满口“百分之百”？白纸黑字，怎可栽赃？ 　　王亦令鹦鹉学语，说道：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有王道，有霸道，有仁义道德，有男盗女娼，有正心诚意，有风花雪月。无论哪一方面都是登峰造极，而且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莫说你要在中国文化专找酱缸和病毒，即使要专找粪缸和细菌，那也无损于中国文化，只说明你这个人臭不可闻和不可救药而已。” 　　在这里，王亦令不是承认中国文化有酱缸的一面吗？柏杨先生可曾说过“中国文化没有别的，全是酱缸”？凡是对柏杨先生略知一二的人，谁不知道他的“酱缸”专指专制政治的遗毒？王亦令睁眼说瞎话，吹嘘“中国文化中……什么都有”，请问：中国文化中可有民主政治？可有天赋人权？可有言论自由？你不必搬弄那些只挂在嘴唇上，从未见诸实现的“王道”或“民为贵”，那根本就不是王亦令本人置身其间的民主政治。在专制政治制度的“体”上，请问王亦令要“用”什么？难道要“用”洋枪大炮来镇压自己的同胞？ 　　王亦令没有读过《柏杨版资治通监》，而且“也不想拜读”。但是，他只凭右派配给他的成见，便诬蔑柏杨先生是“‘打倒一切，骂倒一切’的五四、红卫兵的心态”，便“相信”柏杨：“译解《资治通监》，不可能不大走其样”。眼睛雪亮的读者们，请看：这是什么心态？王亦令已经将柏杨判罪确定，毫无辩解余地——即使柏杨把《柏杨版资治通监》搬到王亦令御前，只要他说一句“莫须有”，柏杨想不引颈就戮，其可得乎？ 　　王亦令说，他对司马光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 　　“司马光的《资治通监》，教导人君何以治国；教导人臣何以从政；甚至教导平民百姓何以处富贵，何以处贫贱；邦有道如何自处，邦无道又如何自处。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认真把《资治通监》研究一下，确实受用不尽，最起码不至于坐国民党的牢或者戴共产党的帽。” 　　王亦令的同宗王迎先之所以陈尸秀朗桥下，原来是因为他没有“认真研究一下《资治通监》”！司马光书中对北魏任城王拓拔云推崇备至。那样德高望重、善于避祸的拓拔云，最后仍不免“遇害”而死，是不是因为他生得太早，没有“认真研究一下《资治通监》”？中国文化中的诏狱冤案，连绵数千年，至今不绝。十一世纪以前的，王亦令可以借口他们没有“认真研究一下《资治通鉴》”；但是，十一世纪以后呢？都没有“认真研究《资治通监》”吗？王亦令躲在栖云阁上大放厥词，享尽免于言论肇祸恐惧的自由，司马光可曾有半点功劳？王亦令接受道听涂说，把毛泽东和斯大林也扯了出来，不知他要证明什么！ 　　自由、民主、人权、法治，都是争取来的。王亦令知道对：“古代甘冒斧钺之诛而秉笔直书的史臣，以及近代不畏权贵而揭露孔宋豪门的新闻记者”，表示“肃然起敬”；同时却将争过言论自由的柏杨，贬为“大可不必”和“亡命文人”，这是什么逻辑？王亦令自己不尽言责，反而诬蔑尽言责“取祸仅是有损于己，并无益于生民”。如果王亦令“识时务”，紧闭尊口、明哲保身，倒还罢了，反正这种中国人多得是，多他一个不算多。如今他竟不此之图，居然摇起笔杆，胆敢骂那些为争言论自由而坐牢的人：“苦头吃得没有名堂，活该！”如果要在丑陋的中国人小巫中找大巫，舍王亦令其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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