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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缸文化(1)

⊙执笔者朱正生先生。 　　⊙文载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纽约《北美日报》。 　　“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这是宋神宗时代实行政治改革的王安石（1021～1086）的名言。这位政治家恐怕是秦汉以后，盛唐以降的第一个不愿固守传统，而敢于向历史祖宗提出挑战的人。我们中华民族从宋朝起，就国势转衰，到了十九世纪，终于遇到空前的生存危机。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我国知识分子才开始注意到自己的古老文化的问题。从清季文华殿大学士理学名臣倭仁，于一八六七年反对人士接受西学的言论算起，关于中国文化的论争，断断续续已闹了一百多年。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中西文化矛盾中所引起的一场激变。 　　以中国幅员之广，人口之众，民性之勤，智慧之高，竟一再受制于外国。自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年来，几至亡国灭种，岂非咄咄怪事，令人大惑不解？凡有血性的中华儿女，无不为此潜心探索，因悉我国积弱如此，无非种因于文化。在无数向中国传统文化挑战的人士中，我们最熟悉的，前有鲁迅、胡适，后有柏杨，他们眼见社会道德的堕落，政治观念之落伍，学术文化之萎缩，一致针贬时弊，痛诋我们祖先所遗留下来的世故、功利、权诈、谄谀、泥古、保守、作伪的传统文化。我们就拿柏杨来说吧！这位以杂文名闻天下的作家，著作等身，除了若干文艺小说而外，计有短篇杂文《柏杨选集》十辑，《柏杨随笔》十辑，以及讽刺小说《古国怪遇记》《打翻铅字架》二集。他的全部作品都是以嘻笑怒骂、刁钻灵活的笔法向目前中国社会中的畸形道德和丑恶人性，展开无情的攻击，吸引了无数像孙观汉先生、寒雾小姐这样忠实的读者。这个“糟老头”的基本出发点却是“我爱吾国，爱之切，故责之也苛”。他一方面是不满现状，而另一方面又恨铁不成钢，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深感叹惜！ 　　中国人的暮气、保守、迷信、愚昧、欺诈、乡愿、贪污、奴颜、畏缩、虚荣、势利、淫乱、嗜杀等等恶劣的习气和人性，是多方面的，很难一语予以概括；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人心不振、道德没落的现象，往往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或直接从我们的祖先手里遗传下来。鲁迅先生把中国人那种变态的精神上的存储反应，统称之为“阿Q精神”。李宗吾先生从我国官场，悟到了一种“厚黑哲学”，教人脸厚如城墙，心黑像锅底，曾在生活艰苦的抗战期中，脍炙人口，人人乐为传诵。现在我们的柏杨先生对上面这些林林总总，积非成是的盘古文化，无以名之，统而称之为“酱缸文化”。 　　酱和霉豆腐一样，都是我国农村里最常见常吃的食物。二者的制作都是经过酦酵生霉的化学作用而成。因为具有以毒攻毒的自我防腐作用，这两种食物都很容易保藏，无论冬冷夏暖，都可经久不坏（实际是：本身已腐烂到了极点，根本无从坏起）。霉豆腐是吃稀饭用的一道好菜。至于酱，它的用途就更多了，酱可以做成甜面酱、辣椒酱，下饭调味都可以。当我们把黄瓜、萝卜、生姜，放在酱里泡一个时期，这些东西就原味尽失，而成了酱瓜、酱萝卜、酱生姜等等所谓的酱菜。这些蔬菜成了酱菜之后，也就与酱一样容易保存，经久不坏了。不过，无论酱和菜，毕竟是中国民间的穷办法，在肉类价格奇昂，新鲜蔬菜不能终年常有的情况下，只好以酱、酱菜、霉豆腐、咸菜、梅干菜等家常菜来下饭。反正中国人一向米面是主食，其他的东西都是次要的。话虽是这样说，像酱这种东西，偶尔吃一点是可以的，如果以此为主，长期的吃，任何人都会倒尽胃口。笔者是有过亲身经历的人。在抗战时期上学，每次从家带去的菜，以酱菜为最多，到后来吃得一嗅到那股酱味就怕了。 　　说完了酱的特性，聪明的读者就不难理解柏杨先生为什么把中国的古文化称为“酱缸文化”的道理了。酱缸里面所存储的东西，固然不全是一无是处的渣滓，但其内容之陈腐污浊，则是一定不易的。柏杨先生在《猛撞酱缸集》中劈头就下了一个定义：“夫酱缸者，腐蚀力和凝固力极强的浑沌社会也。也就是一个被奴才统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斲丧，使人类特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浑沌社会。”柏杨先生对于“酱缸文化”深痛恶绝，成见越来越深，久之他干脆把这个浑沌的酱缸看作是一个垃圾坑，把一切有恶名的东西统统往里丢，像目前中共把四人帮看作一切罪恶根源一样，凡是现在要抛弃的东西，统统归咎于四人帮或四人帮所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倒也痛快淋漓、干脆利落。 　　世界上有两个大酱缸，一是位于亚洲大陆西南角的印度，也就是古代的天竺，或唐僧去西天取经的地方。一是东濒太平洋，南临南海，西迄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北接西伯利亚的中国。印度酱缸里面盛的是逃避人生现实的印度教文化；中国酱缸里面所装的是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道统定于一尊的“固有文化”，这两个古老的国家，同是地广人众，但都将国之不国，民无死所，其贫穷为世界之最，弄得差一点都被自己的文化所埋葬。不幸的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中国向来与广阔的世界隔绝，既没有外交，也没有通商；别人的文化不易流入，我们自己也不屑接受。从外国传来而能在中国落地生根的东西，没有别的，只有麻醉人心的佛教。又由于华夏民族的夜郎自大，一向把自己尊为天朝，凡中国以外的地方都视为藩属或蛮夷之邦。对付这些文化较低的民族，不是剿，就是抚，可说因应自如，游刃有余。可是，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情形就大大地不同。因为这时候到东南亚来找麻烦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已往的匈奴、羯、氐、羌、鲜卑、蒙古、倭寇等“异类”可比。我们雄踞海港，炮镇要塞，而那些来自不同世界、不同文化的碧眼儿，竟能从几千里外的海洋上，坐着船，装着炮，把我们岸上以逸待劳的上国水师和陆师，打得落花流水，俯首称臣，天下竟有这种窝囊的事！这才真把那些满大人搞胡涂了。笔者每读史书，以今视昔，犹感大惑不解，悲愤莫名。 　　民族与民族的竞争，犹之于个人与个人的竞争，最足以一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文化高低。原来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方世界已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而东方世界仍停滞于中古时代；我们的祖先还热中于小脚、辫子、太监、姨太太，和鸦片烟，西方的科技于十八世纪中叶，已开始制造坚船利炮，已经利用机器从事生产和运输，而我们的农业、工业、军事，还都停留在唐宋时期，文人或知识分子还在那里做八股文，讲阴阳五行，我们实在太落伍了！天朝中国，又焉有不敢不亡之理！而后有识之士寻根究底，渐渐看出我们的问题出在传统文化上面，可是偏偏有些冬烘先生执迷不悟，挂起“卫道”旗帜，不脱孔孟的奴性，披着道统的外衣，宣传儒教。其实，我们的“本位文化”简直已成为一个大粪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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