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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4)


  其次,此书有助于准确分析罗贯中的思路,澄清某些误解。

  如上所述,清代以来由于毛纶父子修改过的《三国演义》的流行,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反而较少受人注意,有少数研究工作者甚至把毛本《三国演义》作为研究罗贯中思想的依据,从而造成了某些误解。例如,有一种看法,认为罗贯中从尊刘抑曹的封建正统观念出发,一味丑诋曹操,极意美化刘备。但在实际上,这恐怕是把《三国演义》中所体现出来的毛纶、毛宗岗的思想,与罗贯中的思想混淆起来了的缘故。

  在毛本《三国演义》中,曹操确实被骂得一塌糊涂。而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对曹操虽有许多批判,却也不乏赞美之词。例如,曹操在作品中第一次出现时,作者是这样介绍的:“为首闪出一个好英族,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刘玄德斩寇立功》)对他的热情赞扬大大超过对他的批判。因此毛氏父子很看不惯,就把这一段文字缩为冷冰冰的三句话:“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又如,罗贯中在《关云长千里独行》一节中,不仅引了裴松之的评语和“宋贤”的诗来赞美曹操,而且还进一步加以阐发:“此言曹公平生好处,为不杀玄德,不追关公也,因此可见得曹操有宽仁大德之心,可作中原之主。”而这一切,又都被毛本删去了。再如,《曹操乌巢烧粮草》写曹操把其部下私通袁绍的书信统统烧毁,并引“史官”之诗加以赞美:“史官有诗曰:‘尽把私书火内焚,宽洪大度播恩深,曹公原有高光志,赢得山河付子孙。’此言曹公能捞笼天下之人,因而得天下也。”“史官”以下,也都被毛本删掉了。

  从以上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罗贯中并不想掩盖曹操的“好处”,对这些“好处”也并不吝惜赞美之词。在塑造曹操的形象时,同样贯彻了这一原则。凡是史料上所有的、能够显示出曹操“好处”的事迹,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基本上都加以描写,有些并作了艺术夸张;同时,他还以一些虚构的情节来赞扬曹操。试以曹操破下邳、杀陈宫事为例。据罗贯中描写,下邳一破,曹操就“差人入城,不许劫掠良民”。及见到被擒的陈宫,曹操并不想杀他,陈宫却说:“为臣不忠,为子不孝,死自甘心也。”尽管“操有留恋之心”,陈宫却决意一死,于是,“操与从者曰:‘即送公台老母妻子回许都吾府中思养,怠慢者斩’后曹公养其母,嫁其女,待之甚厚,此乃曹公之德也。”(《白门曹操斩吕布》)这里所写的“差人入城,不许劫掠良民”,在史料上没有依据,是作者的虚构。对待陈官及其家属一节,虽本于《三国志·魏志·吕布传》及《注》所引《典略》,但作了艺术夸张:史料上并无曹操把陈宫家属送回他自己府中“恩养”的记载,也并无“怠慢者斩”的那个命令。而在毛本中,“操差人入城,不许劫掠良民”两句,被删掉了;“后曹公养其母”等句也被删掉了;“即送公台老母妻子回许都吾府中恩养”,改为“即送公台老母妻子回许都养老”,不但事情本身与原来所写的颇有区别,连下句“怠慢者斩”的意思也定了样(原意是说,他不仅要把陈宫家属留在自己家中“恩养”,而且不许家中人对他们稍有“怠慢”)。很显然,经过毛本这样一改,罗贯中原来所要表现的曹操的“好处”,有的被根本抹煞,有的被大大削弱了。

  至于对刘备,罗贯中虽然颇多赞美之词,但其实也还是把他当作“枭雄”来写的。不但史料中当时人指斥刘备为“枭雄”一类的话,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基本上保留着,有时作者甚至自己出面来加以评述,如《云长延津诛文丑》中,写关羽斩文丑后,袁绍欲杀刘备,备以言自解,作者评云:“此是玄德极枭雄处。”可见他认为刘备还不是一般的“枭雄”,而是“极枭雄”。在《刘玄德败走夏口》中,关羽提起昔日欲杀曹操而为刘备所阻之事,说:当时“若从吾意,可无今日”。刘备回答道:“此时亦为国家惜耳,若天道辅正,安知不为福也!”接着,罗贯中就引用裴松之之论,指出刘备的回答并非真话,实际上也就显示了:即使对所谓义同生死、情如骨肉的关羽,刘备也没有忘记耍弄权术,和“极枭雄”之类的评语可以互参。但此类描述,在毛本中都被删改了。

  再就《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刘备在一些重大事件上的表现来看:例如,他在荆州被曹操打败后,派诸葛亮去联合东吴,共拒曹操,诸葛亮提出:倘曹操失败,就乘势夺回荆州;倘曹操胜利,就乘机夺取东吴。刘备对此大为赞同,说是:“此论甚高。”又如,刘备在入蜀之前,已在荆州与张松深相结纳,并以言语相挑,使张松献出了蜀中地理图,然后与张松立下誓约:“他日事成,必当厚报。”明白地表示了他欲图刘璋、取西川的决心。他这种蓄意结纳张松以图刘璋的行为,跟他一面与孙权同盟抗曹、一面却想乘机夺取东吴的筹画一样,都不是所谓“忠厚长者”做的事,而是“枭雄”本色。而且,正因作者在事前就淋漓尽致地写了他与张松的这一番勾结,所以,后来法正、庞统劝刘备图蜀时,刘备的几次推托,就都显得是故意做作。还应补充指出:这里所述及的两件事,前一件纯系虚构,后一件也基本是虚构。

  因此,就毛本而论,固然可说是从尊刘抑曹的封建正统观念出发,一味丑诋曹操,极意美化刘备,但这能不能概括罗贯中写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时的指导思想,却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当然,即使从《三国志通俗演义》来看,作者在总的方面也是对曹操的否定远过于对他的赞许,而对刘备则作了许多肯定甚至有所美化。但是,书中的称赞刘备,主要在于他的“仁德”,而如上所述,作者对曹操的“仁德”之处也是同样称赞的,并不因为一个是“正统”、一个非“正统”而有所轩轾。那么,书中之所以对刘备着重于褒而对曹操偏重于贬,恐怕是现有史料中刘备事迹可与“仁德”挂起钩来的比较多,而曹操则此类事迹较少、与之相反的事迹却比较多的缘故。换言之,作者对曹、刘态度的不同,主要似还不在于封建正统思想,而在于追慕“仁德”的政治观念。自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塑造这两个形象时没有体现出封建正统思想,而只是想说明他在这方面与毛氏父子的区别。

  总之,《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思想上与毛本《三国演义》是很有些不同之处,值得认真研究的。也正因此,本书的重印不仅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文艺读物,而且也符合小说史研究工作者的需要。

  章培恒 马美信
  一九七九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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