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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


  “是呀。”他喟然长叹,“这些年,我的嘴也成了一张臭嘴了:往坏的方面预料的事,总是一料就准;往好的方面希望的,从来没有实现过!你还记得去年这时候我跟你说的话么?”

  “怎么不记得?不过是来得太快了点。”

  “你还觉得快?我倒以为慢了。”他懒懒地说,“这些年,我们国家就象石头往山坡下滚似的,越滚到后来越快。我看现在也差不多滚到底了。”

  他抬起头,眼睛朝上,鼻翼噏动着,好象在嗅哪儿飘来的一股什么味道。他的眼光里有一种历经痛苦,备受希望的折磨,而最终惘然若失的神色。我理解这种心情。

  “是快到底了。”我说,“不过,我总觉得会有一次运动,一次真正属于人民的运动……”

  “能有什么属于人民的运动?”他在藤椅里烦躁地扭动。

  “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是在运动群众,但又都说成是群众运动。‘真正属于人民的运动’?那就会给扣上个‘反革命事件’!你不信,我们就走着瞧。”

  “不管会被扣上个什么‘事件’,可是真正属于人民的运动总会来的!”我说出这些日子一直在心里酝酿的话,“周总理逝世了,邓小平又下了台,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展开,一批一批象你这样的‘民主派’都会倒下来。人民前面的屏障坍塌了,这时中国人民假如自己再不站出来说话,不走到斗争的第一线上去,那么我们十亿中国人就再没有资格在这个地球上生存!我们就是世界上最窝囊、最软弱、最劣等的民族了!”说到这里,我眼睛里不能克制地蒙上了泪水。“我们被欺负了十几年,被愚弄了十几年,被当作试验品试验了十几年,难道我们在试验失败而致我们于死地的时候连一声‘疼’都喊不出来吗?麻木到连‘疼’都喊不出来的人,那就是真正是该死的人了!……”

  我的喉头被硬塞住了,呆呆地坐在自造沙发的坑里。他也在藤椅里凝然不动。屋子里一时异常静谧,但又汹涌着感情的波涛,隆隆作响。

  半晌,他思忖着说:“那么,你准备怎么办呢?走?走到哪里去?”

  “我还没有一定的计划。”我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冷冷一笑,“这是个混乱的年代,连国家都没有计划,别说个人了!我只知道,这里是再也呆不下去了。‘右’跟‘翻案’两个概念都跟我有联系,运动一深人,我就会象七〇年那样头一个被拧进监狱。与其让生命的火花在监狱里悄悄熄掉,还不如在一次风暴中让暴风刮灭!另一方面,你知道,六八年我从劳改队出来,曾经傻头傻脑地找过什么‘刘邓司令部’,当然,那时候只能以失败告终。可是现在,我想,如果你们这些‘民主派’再不把眼睛转向人民群众身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至少是支持人民群众,还是象过去一样等着挨打,等着人家把你们拧进监狱,而你们还要撅着屁股低头请罪,那么你们这些‘民主派’也是活该倒霉了!……”

  “哦,哦。”他抬起一只手,苦笑着说,“你别这样写我们吧,我至少还给你提供了某种方便吧……”

  “是的,”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口。“正因为你给我提供了某种方便,我们就可以想象:就在我们两个坐在这里的同时,全国正在悄悄进行多少象我们两个在这里做的事,说的话!我们不会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右派分子,在各自的道路上走了二十年,搞到后来居然会有差不多的遭遇和心情,在这里促膝谈心,如果不承认这是历史造成的,又怎样去解释?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中国的空气在孕育着一场真正的人民的运动。我们的国家和中国共产党,只有经过这场运动才能开始新生。”

  他深邃的眼睛突然警觉地盯着我问:

  “你准备好了吗?有……什么联系没有?”

  “没有。”我坦然地笑道,“能有什么联系?跟谁联系?这十几年来他们作的最大努力不是改善人和人的关系,而是切断人与人之间的横向交往。我甚至认为这是他们造成的最大祸患。他们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善意、人道和义快气概全部破坏掉了,把人变成了浪和狐狸。这样的道德状态,也只有在一次人民运动里才能净化,建立起新的人与人的之间联系……所以你不用紧张,不用担心我现在和什么人有联系。你革命几十年了,你和你的那些老战友有私人联系吗?能互相推心置腹吗?”

  “没有。”他承认,“都是‘人一走,茶就凉’!”他长叹一声,感慨地说,“也别说没来往,来往是有的,可全是靠外调人员牵的线。我一些多年不知音讯的战友,倒是通过外调人员的嘴才知道他们在哪里,现在出了什么问题……”

  蓦地,一股悲凉的而又无可奈何的情绪向我们袭来。我们竟然生活在这样一片沙漠,一片自身正在遭受摧残,而又摧残着我们,但我们却对其无能为力的沙漠之中。这时,他家小院的墙外,一个人孤寂地唱起来:“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我们静静地听着,仿佛要从歌词里得到什么启示。但什么启示都没有。在这个时代,凡是能够大声唱出来或喊出来的声音,全是没有内容,没有意义的。

  沉默片刻,他才接着说:“不过,我要告诉你,你想的那个什么……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因为——”他向上竖起一个指头,“他还在……一切都别想改观。”

  “我明白。”我仰在沙发上,叹道,“可是周总理说过,‘人生难得几回搏’,现在全部情势都决定我必须去‘搏’一下了。别人可以等待,我也愿意等待,但我连窝里都蹲不住了,棍子快要捣进窝里来了,还怎么能等呢?他们要搞你这样的‘民主派’,还要先糊几张大字报,发动一下群众,造成点声势;要搞我的话,这些表面文章都不用做,光拿一副手铐来就行了。这十年来,我这种人是一直给你这种人当陪衬,又是打头阵的。”

  “哼哼!”他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这就叫‘先扫清外围’。”

  我也笑道:“也可以说是先搞垮你们的‘社会基础’!这十年间我非常荣幸地给很多不同的人当过‘社会基础’。最早是‘刘邓司令部’的‘社会基础’,后来是‘五·一六’的‘社会基础’,再后来是林彪孔老二的‘社会基础’。现在又循环回来了,是‘右倾翻案风’,也就是说仍然是邓小平的‘社会基础’。幸亏我的背已经锻炼得和乌龟一样厚了,不然踩都被踩扁了。”

  提到“乌龟”,我心中一动,情不自禁地脸涨得绯红。恰好这时朱蜀君端着托盘进来,招呼我们吃饭。她脸上有一种压抑的惶惶不安的神情,一片愁苦的阴影。一年前那种欢快的气氛不见了,她的一举一动仿佛都怕弄出声响,好象罗宗祺又要去坐牢似的。其实,并没有发生什么事,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发生,但是报纸、广播、各种宣传工具,已经把毒气散布到每一个家庭里,使得男人郁郁不乐,女人提心吊胆。我食而不知其味地吃着饺子,默默地想:我的决心是对的。

  吃完饭,朱蜀君收拾着桌子,忧心忡忡地问我:“你走就走,为什么非要离婚呢?是她?……”

  “她很好!”我急忙打断她的话。我不能说她不好,并且也不愿意别人怀疑她有什么不好之处。我寻字斟句地说:

  “有的夫妻离婚,是因为没有感情;有的夫妻离婚,却是因为感情太复杂了。也许,即使我不走,我们俩也会离婚的。”我淡淡地一笑,接着说,“能够白首偕老的夫妻,大概就是能够掌握适度的感情的夫妻吧!”

  门外,那个唱歌的男人又踅回来了,呜呜地唱着另一支什么“革命歌曲”。这真是一个快乐的人!我想。

  朱蜀君以她女人特有的敏感,似乎理解了,没有再问下去。罗宗祺并不理解,但是也没问。于是,空气凝固住了。我觉得这正好是我告辞的时间。

  “我走了,”我说。

  罗宗祺当即从藤椅里挣扎着站起身。他大概还没有从他的什么想象中走出来,心不在焉,眼神恍惚。过了一会儿,他才仿佛很羞涩地伸出手,跟我握了一下。他的手心很潮热,可能他真的害了病吧。

  “你走吧。”他说。

  走到门口,我回过头来和朱蜀君点点头,算作告别。她站在屋当中,依然是那样忧心忡忡的,用目光送我出门。我在一瞥之间再次环顾了这间房子,这个曾经给予我友情的家庭,这个我能够畅所欲言而不怕被检举的地方,从此以后我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罗宗祺把我送出小院。外面,在一条平整的通道前面,是一排高大的白杨树,象卫兵似地挺立着,银色的树皮隐隐地泛出了绿色。白杨树的那边,才是用碎石铺的公路。我将沿着这条公路走向旷野。

  “老章,我把这个送给你吧。”罗宗祺看看四周没有什么人,突然想起来,解下腕上的手表。“这块表走得还很准,你在外面一定很需要它。”

  我接过表。秒针急促地跑着,好象后面有什么东西在追捕它似的。这真是一个用得着的东西,逃亡者的命运往往决定于一秒钟之间。我没有推辞,把它揣进我的怀里,跟空白介绍信放在一起。

  “谢谢!”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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