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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谁在下棋？这不，马老婆子叫我替她写申诉书哩。” 　　她们俩面对面地低着头俯在一只旧木箱上。木箱上摊着一张白纸。这时，我才看清楚她手里捏着一支笔。 　　马老婆子说：“老章，你回来了，我看还是请你写。你文化深。” 　　“对不起，我从来不替人写申诉。”我说，“要是你申请登记结婚，我就替你写。保证上面批准。” 　　马老婆子骂道：“死鬼！我结婚？我跟谁结婚？怕发昏去吧！” 　　我嘻嘻地笑道：“跟周瑞成吧。他老婆跟人跑了恐怕他还不知道哩，你们两个正好是一对，他也在写申诉书。” 　　马老婆子也笑起来：“你呀，从来就没个正经。我的小兄弟，你这辈子就是这张嘴害了你！” 　　“你才说错了！”我随随便便地在马老婆子的床上坐下来。这张床正在她的对面。“我这人从来就是正正经经的。只是现在人把正经话当成了玩笑，倒把荒唐事当成正经。再说，我前后五次的罪状上都不是我说了什么，而是我写了什么什么。你看，我这样的人你还请我来替你写申诉书？只怕越写越糟，再把你关进去！” 　　马老婆子八岁就给山东的一家小地主当童养媳，当了八年老家才解放。丈夫比她大十岁，战乱中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她老家的贫农团长看上了她，但这个十六岁的小媳妇却糊糊涂涂地拒绝了幸福。这位团长恼羞成怒，一直等到五八年“大跃进”才找到机会，给她戴了顶“地主分子”的帽子。她含悲忍泪逃到偏远省份的这个农场当农工。 　　而紧跟在她后面的那张“通缉令”终于在六三年“社教”运动时找到了她，于是农场把她当成“逃亡地主”判了三年刑。虽然她早就刑满释放，但至今仍然是“地主分子”。她写申诉书，是要求摘掉她头上的这顶不合适的帽子。可是她曾亲口告诉过我，那位贫农团长现在已经当了她老家的公社书记。地主的甄别是必须通过当地政府的，这不等于把申诉书往字纸篓里送么？ 　　人活着必须有希望，我不忍心灭绝她的希望，只好跟她开玩笑。 　　“老章，你也申诉申诉吧。看你，都快四十岁了。你要是平反了，还能到学校教书去哩。”马老婆子望着我，诚恳地说。 　　人都以为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希望别人也来尝一尝。 　　我从口袋里掏着烟，眼睛看着马老婆子的脸。这是一张什么样的脸啊！她只比我大四岁，却好象她活过的每一天都在这张脸上划下了一道皱纹。怪不得连七十岁的老汉也叫她“老婆子”。 　　你回家去吧！我想，回到你的老家去！你这张脸就是最好的申诉书！让那位过去的贫农团团长，现在的公社书记瞧瞧：“你还认得出你追求过的漂亮小媳妇么？！”如果他还有一点心肝，他肯定会给你平反的！ 　　但这种人恐怕连一毫克的良心也没有！ 　　然而，她还在希望着。不但自己抱有希望，还要把希望与别人分享。隐藏在纵横交错的皱纹下的善良，使她的脸上还经常会放出一点十六岁的光彩。 　　“我跟你不一样。”我点着烟说，“我先是右派，后来又成了反革命，我都不知道应该申诉哪一件事好了。你把你的地主帽子平掉了，就万事大吉！你写吧，总有一天会给你搞清楚的！” 　　我这是真心祝愿她。 　　“唉，”马老婆子笑着叹了口气。“能搞清楚就好。戴着帽子的日子真难过！”又转向她问道，“咱们写到哪儿啦？一九六三年……” 　　“等会儿写吧。”她放下笔，向墙上一靠，“有人来了，还不聊一会儿。” 　　“是呀，是呀。”马老婆子慌忙道歉。“你看，我为了自己的事都晕了头了。你们坐着，我去找点墨水去。” 　　马老婆子有意避开了。 　　是个有眼色的老婆子。 　　但她却不识贫农团长的抬举。 　　结果…… 　　沙枣花的香味更浓郁了，象雷雨之前那样，从窗户中、从门缝里飘逸进来。在那间小屋，里面的一切都想出去。在这间小屋，外面的一切都想进来。 　　我问：“你怎么不自己也写个申诉？” 　　“嘿，无聊！”她落寞地笑笑。“感情上的事，谁能说得清楚？不是我错，就是他错。既然我已经劳改过了，还提它干啥！再说，就是给我平反了，那三年时间能给我找补得回来么？” 　　我无话可说了。她比我还看得透。 　　她穿着一件白衬衫。衬衫领口的钮扣敞开着，露出一个三角形的前胸。皮肤仍然是黄白的，不用抚摸就感到它温暖而光滑……我微笑了。 　　“你应该写申诉。”她说，“你就从右派问题上捯腾起。后面的事，其实都是从第一件事上闹起的。你平反了，没准真跟马老婆子说的那样，还能去教书哩……” 　　“算了吧，”我摆摆手。“就是因为要从根子上捯腾起，所以现在我才不捯腾。” 　　“那要等到啥时候呢？” 　　我把眼睛从那三角形的胸脯上移开，想了想应该怎样回答她。 　　“你不知道？”她坐起来，“邓小平都平反了哩。” 　　“哦？”这倒是个让我惊奇而兴奋的消息，怪不得现在写申诉书成风。“是真的吗？” 　　“当然，人家都出来工作了。” 　　她白天想告诉我的大概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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