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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他们所在的这个偏僻的农场，是像一潭死水似的地方，领导对正确的东西执行不力，对错误的东西贯彻得也不积极，尽管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压力，但秀芝也能像一株顽强的小草一般，在石板缝中伸出自己的绿茎。她养的小动物们，就和在魔术师的箱子里一样，繁殖得飞快。“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果然，一年以后，他们的生活就大变了样。他们的工资虽然还是那样微薄，但是已经能丰衣足食了。 　　秀芝真有逆转社会发展规律的本领，在别人高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她在他们家里完成了自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复辟。一切都是从秀芝手里生产出来的。她收工回来，鸡、鸭、鹅、鸽子也都跟着她回来。女儿清清背在她背上，鸡鸭鹅围在她脚下，鸽子立在她肩头；柴禾在炉膛里燃着，水在铁锅里烧着，她虽然没有学过“运筹学”，可是就像千手观音一样，不慌不忙，先后有序，面面俱到。 　　这个吃红苕长大的女人，不仅给他带来了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家庭温暖，并且使他生命的根须更深入地扎进这块土地里，根须所汲取的营养就是他们自己的劳动。她和他的结合，更加强化了他对这块土地的感情，使他更明晰地感觉到以劳动为主体的生活方式的单纯、纯洁和正当。他得到了他多年前所追求的那种愉快的满足。 　　董副主任宣布他的问题得到改正的那天，当他开好证明，又从财务科领出按政策规定给他补助的五百块钱回到家，把经过原原本本告诉秀芝时，秀芝脸上也放出了奇异的光彩。她在围裙上擦干净手，一张张地点着崭新的钞票。 　　“喂，秀芝，从今以后我们就和别人一样了！”他在屋里洗脸，朝小伙房里的秀芝高兴地叫道，“喂，秀芝，你怎么不说话？你在干什么？”“啷个搞起的哟！”秀芝笑着说，“我数都数不清啰！数了好几遍，这么多钱！”“哎呀！你这个人真是……钱算得了什么？值得高兴的是我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 　　“啥子政治新生、政治新生！在我眼睛里你还是个你啰！过去说你是右派，隔了大半辈子又说把你搞错了；说是把你搞错了，又叫你二天莫再犯错误，晓得搞的啥子名堂哟！到底是哪个莫再犯错误啰！我们过去啷个子过，二天还啷个子过。有了钱才能安逸。你莫吵我，让我再好好数数。” 　　是的，比他小十五岁的秀芝从来没有把他看得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她永远保持着庄稼人朴实的理智。什么右派不右派，这个概念根本没有进入她小小的脑袋。她只知道他是个好人，老实人，这就够了。她在干活的时候常跟别的妇女说：“我们清清她爹可是个老实巴交的下苦人，三脚踢不出个屁来，狼赶到屁股后头都不着急。要是欺负这样的人，真是作孽，二辈子都要背时！”是的，秀芝爱钱，平时恨不能把一分钱镍币掰成两半花。区区五百块钱，也就使她大大地满足了，使她的手指颤抖了，使她眼里闪出喜悦的泪光。 　　可是，当她知道他父亲是个有钱的“外国资本家”时，却没有提一个钱字，只是叫他多带些五香茶叶蛋去给父亲吃。她常常对只有七岁的清清教育道：“钱只有自己挣来的花得才有意思，花得才心里安逸。我买盐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卖鸡蛋得来的钱；我买辣子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割稻子得来的钱；我给你买本本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加班打场得来的钱……”她没有什么抽象的理论，没有什么高深的哲理，然而这些朴素的、明白的、心安理得的话语，已经使他们家庭这个最小的成员也认识到：劳动是高贵的；只有劳动的报酬才能使人得到愉快的享受；由剥削或依赖得来的钱财是一种耻辱！ 　　秀芝不会唱歌。清清满月时，他们一家三口乘进县城的卡车到全县唯一的一家照相馆去照了一张“全家福”。县城的街上有卖冰棍的，拖长了嗓子喊着：“冰——棍！冰——棍！”以后，“冰——棍”就成了秀芝的催眠曲。她一面拍着清清，一面学西北人的口音轻轻地唱着：“冰——棍！冰——棍！……”那单调的、悠远的而又如梦幻般甜蜜的歌声，不仅把清清引入梦乡，也使在一旁看书的他感到一种朴拙得近于原始的幸福，进入一种纯粹的美的境界。 　　王府井大街上也有卖冰棍的，但是他们不喊，坐在铺子里板着面孔，这多没有意思！他思念那如梦幻般甜蜜的催眠曲，思念那抱着“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乐观精神的笑靥。不，他不能呆在这里。他要回去！那里有他在患难时帮助过他的人们，而现在他们正在盼望着他的帮助；那里有他汗水浸过的土地，现在他的汗水正在收割过的田野上晶莹闪光；那里有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和女儿；那里有他的一切；那里有他生命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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