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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谢队长笑出了声,我却不明白这有什么可笑的。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今夜黑发工资,明天休息。你们想走个哪达儿,也行。”

  “去镇南堡也行么?”我毕竟年轻,还是想去享受一下能四处走动的自由。“咋不行?走哪达儿都行。”

  我想他不是随口这样说的,可能是有意识地要让我知道我现在不同于过去的身份。但我又不大相信他这个外表如此粗俗的人竟会体贴别人。我瞥了他一眼。他表情不变,一门心思地烤着火。可是不论怎样,他这句话使我深受感动。

  他又问了我原来在哪里工作,家里还有谁,随后,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扛起铁锹走了。

  “行,你闹吧。”他说,“也别太热,小心煤烟打着,最好把报纸上掏个窟窿。”他并没有叫我泥好了再去干活。

  他一走,我三两下就勾好了炉缝,洗干净铁锹,支在炉口上,取下挂在墙上的报纸包,拿起罐头筒,倒进稗子面,像昨天那样煎起稗子面煎饼来……

  稗子面都吃光了,我抖抖报纸,把它钉在我草铺旁边的墙上。这样,我就有了一圈干净的墙围。我不敢再跑出去看什么马了,点燃昨天剩下的半截香烟,舒舒服服地在围着报纸的草铺上躺了下来。在我头旁边,卡斯特罗雄心勃勃地在鼓动世界革命,肯尼迪在发表他的“新边疆”政策,西方国家正用“福利国家”的口号来蛊惑群众,某地还选举开“牛奶皇后”……这些,都离我非常非常的遥远。那么,我现在生活于其间的这个新的生存环境是怎样的呢?我觉得,在这个如此贫穷、如此粗野、如此落后,仿佛被世界所遗忘、被文明所抛弃、为任何报纸书刊都不屑于挂齿的荒村中,却有一种非常模糊的、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东西使我感到新鲜,感到亲切,感到温缓。我小时候,教育我的高老太爷式的祖父和吴荪甫式的伯父、父亲,在我偶尔跑到佣人的下房里玩耍时,就会叱责我:“你总爱跟那些粗人在一起!”

  后来接触的那些知识分子们,脑子里的劳动人民全是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穿着白衬衫和蓝工装裤,戴着八角帽,满面红光,肌肉饱满,气宇轩昂,永远走在一条笔直宽阔的金光大道上。给我做报告的领导号召我向之学习的“劳动人民”,在我脑子里好像总是一个空泛的概念——神圣尽管神圣,我却始终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在劳改农场里是没有什么“劳动人民”的,那里不是知识分子就是狼孩。在这里,我总算置身于“劳动人民”之中了吧。首先让我感到惊奇的是,这里有一种劳改农场完全没有的乐观的、毫无顾忌的气氛。在如此贫穷、落后的荒村,竟能乐观和毫无顾忌,是多么可贵,多么不可思议啊!虽然这乐观与毫无顾忌是用粗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这样更透出了朴拙与天真。回忆昨天劳动时的所见所闻,我发自内心地微笑了。

  12

  镇南堡和我想象的全然不同,我懊悔一上午急急忙忙地赶了三十里路,走得我脚底板生疼。

  所谓集镇,不过是过去的牧主在草场上修建的一个土寨子,坐落在山脚下的一片卵石和砂砾中间,周围稀稀落落地长着些芨芨草。用黄土夯筑的土墙里,住着十来户人家,还没有我们一队的人多。土墙的大门早被拆去了,来往的人就从一个像豁牙般难看的洞口钻进钻出。但这里有个一间土房子的邮政代办所,一间土房子的信用社,一间土房子的商店,两间土房子的派出所,所以似乎也成了个政治经济的中心。今天逢集,人比平时多一些,倒也熙熙攘攘的,使我想起好莱坞所拍的中东影片,如《碧血黄沙》中的阿拉伯小集市的场景。我先到邮政代办所给我妈妈发信,告诉她老人家,我的处分解除了,现在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工人,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吃得很好,长得很胖、晒得很黑,人人都说我是个标准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就像苏联一幅招贴画《你为祖国贡献了什么?》上的炼钢工人。

  我没有钱,但我有很多好话寄给我妈妈。

  我的组员,包括“营业部主任”也托我寄信。他们的信都很厚,大概又在向家里念苦经,要家里人赶快给他们办准迁证吧,我想。邮政代办所门口贴着一星期前的省报。省城的电影院在放映苏联影片《红帆》。我知道这是根据格林的原著改编的。啊,红帆,红帆,你也能像给阿索莉那样给我带来幸福吗?……

  我走到街上。这条“街”,我不到十分钟就走了两个来回。商店里只有几匹蒙着灰尘的棉布,几条棉绒毯子,当然还有盐。熏黑的土墙上,贴着“好消息新到伊拉克蜜枣二元一斤”的“露布”,红纸已经变成了桔黄色。问那偎着火炉的老汉,果然是半年以前的事了。

  集上有二三十个老农民摆着摊子,多半是一筐筐像老头子一样干瘪多须的土豆和黄萝卜,还有卖掺了很多高粱皮的辣面子的。有一个老乡牵来一只瘦狗似的老羊,很快被附近砂石厂的工人用一百五十元的高价买走了。我估摸了一下,它顶多能宰十来斤肉。我一直把那几个抱着羊的工人——奇怪,他们不让羊自己走——目送出洞口,咽了一口口水,才转过脸来。肉,我是不敢问津的。

  我的目标是黄萝卜,土豆都属于高档食品。我向一个黄萝卜比较光鲜的摊子走去。

  “老乡,多少钱一斤?”

  “一块,搭六毛。”老乡边说边做手势,好像怕我听不懂,又像怕我吃惊。我并不吃惊,沉着地指了指旁边的土豆:

  “土豆呢?”“两块。”“哪有这么做买卖的?土豆太贵了。”我咂咂嘴。

  “贵!我的好哥哥哩,叫你下地受几天苦,只怕你卖得比我还贵哩!”“你别耍你的巧嘴嘴了!”我用上了向那女人学来的一句土话,“我受的苦你老人八辈子都没受过,你信不信?”我瞪着眼睛问他。“嘿嘿……”他干笑着,似乎不信。

  “告诉你吧,”我冷笑一声,“我是刚从劳改队出来的。”

  “啊、啊!那是,那是……”老乡流露出畏惧的神色。“怎么样,土豆贱点?”我突然故意把逻辑弄乱,话锋一转,“人家都是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哩。”

  “哪有这个价钱?”他的畏惧还没有到贱卖给我土豆的程度。但正因为这样,他即刻钻进了一个微妙的圈套。“你拿三斤土豆来,我换你五斤黄萝卜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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