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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


  朋友与书与出版社

  1985年,我完成了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前后历时一年多。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王建国先生一直关心我的创作,1984年去济南说:“写好了没有?”我告诉他正修改。后来建国先生又去了一次济南,取走了小说。1985年春天,《当代》发表这部小说之前,想让我再改一遍。我就住在编辑部,这里的编辑年龄都比我大一点,对我的生活和创作给予很多照顾。

  《秋天的愤怒》发表之前,社领导何启治先生问我:“听说你要改作品名?” 我说不想改了。他说:“这个名字好,最好不要改。”整个写作过程好像并不顺利,改动不大但比较繁琐,用上了剪刀浆糊。从此这竟成了我的工作习惯。

  《古船》是很早以前就开始构思和写作的,一些片段写好了就积在一处,装在一个口袋里。建国和启治先生比较关心我的第一部长篇。建国前后去了六次济南,都是为了这部书稿。他说:“我重视第一部长篇。”他的眼睛不好,看稿子时稿纸离脸非常近。

  初稿全写出来后,我已经前后换了好几个地方,只为了清静。先是在一个军队招待所,后来又搬到南山一个废弃的供电所。完成了初稿,又搬回原处,等编辑来。建国看了一天稿子。记得那天我陪他住在招待所,半夜来了地震,建国跑出来,说:“出事了出事了。”那天下半夜我们都没法睡好,索性谈稿子谈到黎明。

  初稿复印成几份让朋友看,他们的意见,加上建国的意见,需要我好好吸收。我带着意见躲到了比较远的东营市,在油田招待所修改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常通电话,他们注意这本书的进度,以便安排在《当代》上刊登。修改得比较累,脑子用得很热。记得我一个人住了一个标准间,两张床上摆满了稿子。除了改写,还要不断使用剪刀浆糊。当时北京的舞蹈歌唱演员住在同一个招待所,一起吃饭,并在工作之余看他们的节目。油田的作家王忆惠领我参观,照顾我的生活。后来,我离开油田不久他就去世了,让我至今想起来悲痛难忍。一切历历在目,人却没了。

  1986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和领导看完了《古船》, 还想让我去北京改一下、谈一下。我去了。像过去一样,我的原稿是用两张硬板夹起,再用黑白花布包袱包起的,这些东西都摊在领导的桌上。他们说了意见,征求我的想法。我说要好好想一想。启治先生夜间与我在楼下散步,谈的都是书的修改。建国的意见与他差不多。其实很简单:《古船》里有一位王书记,是领导形象,他们喜欢,我也同意加写一至两页。

  重要的是在发表前,我有机会再订正一次。哪怕是一句话、一个字的合理更动,对我都是重要的收获。我带着纸张和剪刀浆糊,被建国送到了北京郊区的一个招待所。这次工作了半个多月。整个过程中建国常去,我们粗茶淡饭,心情愉快。

  《古船》的发表,后来听说有争执。出版单行本时也听说有争执。但书发表了也出版了,这其中体现了出版社和编辑部对文学的爱、他们的勇气。我非常感动。胡乔木对发表的《古船》有异议。尔后文学界的几个人还写了一些信。两年之后胡乔木让人转来他的一封谈《古船》的信,信中说他当年那样做不对,说今天看来,《古船》“瑕瑜不能互掩”、“这样一部书更需要时间的检验”,等等。

  《九月寓言》是我花了五年时间在龙口断断续续写成的。我完成此书期间,启治常与我通电话。建国那一段身体欠安,联系略少。启治在1991年夏天带《当代》编辑清波来了龙口。他们日夜看稿子,当即完成终审,决定发表在《当代》第五期上,同时出版单行本。

  后来没成。启治上一级的领导又看了一次他们带回的稿子,不同意就这样发表。主要意见一是农民生活写得清苦单调,光写地瓜,应该添上五谷;二是这本书不是“寓言”,要按真正的寓言来修改才好。特别指出要抽掉“忆苦”一章。我有些舍不得,就改投了《收获》。启治和清波很是惋惜。

  四年之后,我写出了长篇《家族》,认为是尽心之作,就交给了《当代》。

  人民文学出版社对我用力写出的作品一直关心,这使我难忘。我们的合作已有十余年了,出版了好几本书。我现在正努力写出新书,难以松懈。因为社里的新老朋友这些年里一直给我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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