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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

胡秉宸老是说：“等等，等等，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等我调动工作以后，或是等我离休以后，我已经申请离休了。” 　　不要说胡秉宸，就是吴为这种无足轻重的小职员也身不由己，不是自己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想溜就能溜的。胡秉宸的去留更得由组织部甚至国务院决定，就算他可以离开这个部，办理手续还要很久。 　　“等到那一天，恐怕我们都爱不动了。”吴为说。“什么叫爱不动了？”胡秉宸坏笑着。 　　“我不想等，这种日子折磨得我什么也干不下去。” 　　“我何尝不是这样？” 　　“那你为什么不了结，老是这样拖着我？”“我爱你。” 　　一旦胡秉宸说出这句话，吴为就哑口无言。她常常悲愤地对胡秉宸说：“假如我们的爱情不得不是一个悲剧，被抛弃的一定是我而不是你。 　　我本来可以逃避这个灾难，你却死拽着不放，难道你就这样忍心让我束手待毙吗？” 　　胡秉宸说：“也许有那么一天，一切很容易就解决了。” 　　“‘也许’！你什么时候才能为这个‘也许’做点儿什么？” 　　好不容易偷得的会面，也就常常不欢而散。 　　好比这天他们约好到颐和园去。吴为说自从大学毕业后再没有划过船，而他差不多就没有划。 　　过船。吃早饭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胡秉宸立刻觉得这个电话铃响得不对劲，他听见白帆穷追猛问：“你是谁？”那边好像不回答或是说了什么。白帆又说：“我得知道你是谁，有什么事，然后才决定要不要告诉他。” 　　他赶紧走过去，从白帆手里拿过话筒，“喂，哪一位？” 　　“我。”声音听上去就怨天怨地。吴为不过想提醒他多加一件外衣，天气不那么好，怕他着凉。 　　被白帆一审，自知理亏，张口结舌，联想到这种人不入鬼不鬼、偷偷摸摸、五天五日的鬼祟什么时候才是头，就不由自主地说，“对不起，我不想去了。”“为什么？” 　　“突然没兴趣了。” 　　“反正我还在……”胡秉宸一着急差点说出“我还在那个地方等你”，瞥见白帆警觉地侧着耳朵，便改口说，“反正我的意见还是按计划办事，蚌吧，就这样吧，按计划办事。” 　　“不。”吴为固执地说。可是胡秉宸没有回答就放下了电话。 　　为什么说没兴趣了？当着白帆，胡秉宸又不好问。见面太不容易，每次都要想好一个借口，吴为还这样不懂得珍惜！ 　　回到早餐桌上，拿起烧饼咬了一口，就扒拉起餐桌上的食物渣，一会儿堆成一个小堆，一会儿又把它们分开，一会儿又把它们排列成行…… 　　白帆频频扫视着胡秉宸，他那口嚼了很久还不曾下咽的烧饼，那些忽而成堆、忽而成行的食物碎渣，那移动得很快的手指，都泄露了心里的烦躁和不安。她张口问道：“谁来的电话？” 　　“部里的人。”胡秉宸没好气地回答。“星期天还来电话？” 　　正一肚子火没地方发泄，又不好指责白帆对电话的兴趣，鼻梁旁边有了几条浅浅的斜纹，脸上就有了介乎讥笑与微笑之间的皱褶，“我这一辈子差不多都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从来没有星期日、工作日之分，你也从来没关心过我累不累，今天怎么突然关心起我来？”“我为什么不能问？这个女人老来电话，我听她的声音就……” 　　胡秉宸想起被白帆推下床的情景，还有她的那声“去”，便报复有加地说：“你不是让我‘去’吗？我这就要‘去’了。去找一个寡妇，满足我你所不能满足的要求。”白帆胸有成竹地说：“看你有几个胆子！”与当年请求胡秉宸原谅她有个私生子时已大不相同。 　　白帆并不十分在乎胡秉宸找个寡妇之说。现在与刚进城的时候不同，干部们早已换完了太太，换过的太太与乡下老婆不同，各个能说会道，识文断字，有些还经过革命的训练。太太们的儿女也都长大成人，他们不但要维护自己母亲的利益，还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比之乡下那些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见多识广，由这样的家庭和社会组成的铜墙铁壁，谅胡秉宸插了翅膀也飞不出去。再说他日前的地位本就岌岌可危，他的对手们摩拳擦掌伺机以动，闹不好就自绝前程，这个约束比她的约束厉害多了，以她对他的了解，他就那样甘于寂寞？ 　　“我要是想干，一个胆子就够了。”胡秉宸挑衅地直瞪着白帆的脸，又用一个可说哂笑也可说调笑的笑，作为本次交锋的结尾，不再和白帆纠缠下去，拿起外衣和便帽，按时按点到老地方等吴为。 　　老地方在公园一个鲜为人知的侧门，门旁还有两棵刚刚过人的松树，站在那两棵松树后面是很难被人发现的。他等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为每一个瘦长女人的身影心动不已，一面觉得是在扮演一个十分无聊的故事里的老角色，一面感到自己的心一寸一寸往下坠。他尝到了被一个女人抛弃或愚弄的滋味。 　　女人的力量不在于把男人弄得神魂颠倒。把男人弄得神魂颠倒算不了什么，随便和哪个女人，只要上了床，男人都会神魂颠倒。女人的力量在于把一个刚强的男人揉搓得失魂落魄。吴为就这样随意处置一个男人，而那英雄一世的男人还要苦苦地等着她。 　　胡秉宸发觉自己的眼睛居然有点湿，实在荒谬之极。像他这样一个男人，居然眼睛有点湿！委屈？伤心？绝望？怕失去她？可他更多的是气愤。最后明白等不着吴为了，便昏昏沉沉信步往街上走去。经过一家邮局，进去买了一套廉价的信纸信封，在邮局那巴着一块块糨糊的绿漆台子上，给吴为写了一封信——我在邮局，含着眼泪和异常悲愤的心情写这封信，这种心情对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来说，应该早不存在了。对于像我这样对任何事情都非常认真和忠实的人来说，这是一种伤害，对生命的伤害。这样伤害。一个人是很不应该的，当然是他自己走上这条路的，但终究是可悲的。我觉得忽然老了许多，大约这就是同文艺界打交道的必然下场。请原谅我在悲愤情绪下写的一切。 　　回到家中，白帆问道：“干什么去了？”“和女人约会去了。” 　　她白了他一眼，“说什么鬼话！” 　　他说真话的时候，白帆反倒不相信了。胡秉宸心力交瘁地回到书房，一头扎在那张小床上，很快就昏沉睡去。白帆很久听不到胡秉宸的声音，走进他的书房看了看，发现他脸上有一种萧瑟，忽然有些怅然，觉得他们多年来过着极为疏远的生活，真不像是夫妻。要说她不爱他、不关心他，真是冤枉“文化大革命”中胡秉宸挨整，她曾发誓要为他的昭雪跑遍所有部门；他被关押的时候天天都去探监，不怕他人说她划不清界限；甚至为他怀疑起从不怀疑的“句句是真理”，至少认为对丈夫的结论处分绝对错误。 　　有个地位很高的老同志警告她：“白帆，你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了。这可是个原则问题，希望你站稳立场。”她说：“老胡是个好同志。” 　　对白帆来说，最宝贵的不是生命而是党籍，但是为了胡秉宸，她宁肯冒被开除党籍的危险。这样的爱，难道不比那些甜哥哥蜜姐姐之类的男女关系更崇高、更伟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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