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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七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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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只是怕了男人，既怕与哪个男人坠人爱河，更怕和哪个男人谈婚论嫁。 不是没有男人对吴为感兴趣，但无法让她相信那是真爱。其实验证起来并不复杂，只要不让他们切入主题，马上拿她的前科说话。 那些男人不过耍她而已！ 像她这样有过前科的女人，还奢望什么男人的真情实意！ 可惜正大光明的“随便玩玩”一说，一九四九年后不但转入地下，而且至少七十年代之前，只能潜伏在某些老奸巨猾男人的内里，女人就更不可能搭乘这趟车。 如果条件像二十世纪末那样宽松，吴为何不可陪着他们玩上一把？ 但她从来不是随便玩玩的人，那些随便玩玩的人，哪个会玩出一个私生子来！ 别忘了吴为毕竟是顾秋水的女儿，别忘了顾秋水当年怎样轻易就将自己的一生交待给了包天剑！ 恰恰相反，吴为不投入则已，一投入就是不知进退，有去无回。那真是将身家性命都押上去的豪赌，直到赔光输净才会回头，而不像有些女人，一旦发现没有赚头拨马便走。她那输光当尽的下场，实在怨不得他人。 而且爱好文学的吴为，早就显出创作的倾向，不但喜欢创作故事，也喜欢创作男人。 她总是把男人的职业与他们本人混为一谈，把会唱两句歌，叫做歌唱家的那种人，当做音乐；把写了那么几笔，甚至出版了几本书，叫做作家的那种人，当做文学。见到与文字沾点边的人，也就以为遭遇了文学，便热情澎湃地扑将上去，还以为自己是委身文学，“文学”也就何乐而不为地接受了她。过后再读契诃夫的《宝贝》，只好会心一笑。 因此她也把干过革命、到过革命根据地的那种人，当做革命……她后来对胡秉宸的迷恋，和胡秉宸的革命经历有很大关系。岂不知大部分情况下，会唱两句歌和音乐根本不是一回事。同样，会写两笔甚至出版了很多书的人，和文学也不是一回事。就像那个会写两笔又出版了几本书的吴为，谁又能肯定说她与文学有关？吴为既热爱革命，又热爱音乐，又热爱文学，综观她这一生所选择的男人，差不多都和这种爱屋及乌的情节有关。《尚书大传》大战篇有“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于她则是“爱乌者，兼其屋下之人”，或双相通用。她的热爱要是再多，怎么是好？那么她这一生更是非常、非常地热闹而麻烦了。 所幸她热爱绘画的时候，已近日暮途穷。 不过这种无可救药的女人，哪个时代都有。 直到冒天下之大不韪，为文学生了一个私生子，并遭天谴人怒之后才知道，“相似号”不是；“等号”，才知道不能轻许，才开始自我放逐。 而多年的羞辱也为吴为的敏感优柔穿上了坚而冷的盔甲，她能不如此脆弱又如此坚硬吗？ 再说，这个博大精深、十足贯通宋明理学“无言笑”的男人，怎么可能对她有非分之想！ 4 “文化大革命”如斗形龙卷风，裹挟许多生命，陀螺般地旋转而去。如果只留意它锥形的长尾，为人间留下的不过是个下流无耻的回味。 风过处，却是哀鸿遍野，万树凋零，这才是龙卷风的用意所在。 一盘残棋下到这里，就是不断有人调回北京，也陆续有人被分配出去。 吴为自然是被遗忘的角落。她早巳习惯遗忘，觉得这个地位不错。干校里的人越来越少，也不赶着人们下地干活了。 于是吴为身背一把砍刀，型号如那个所谓反革命分子用于自杀的一般，独自爬上渺无人迹的深山，时而陷身青云暗雾，时而倾听奇禽啼鸣于幽林深处。当地老乡说山中常有豺狼出没，她却从来没有遇到过，连蛇也没有看到过，也许蛇们只是绕在树上将她窥视，并不游下树来与她为难。她难免猜想，那夜在小镇路上遇到的蛇，是否有意帮胡秉宸一把？ 漫山都是毛竹，吴为却非要爬到山顶，砍一根七八十斤重的巨竹背下山来。这样一来，不是可以消磨一个整天？ 下得山来，将毛竹截锯为一米多的长段，用砍刀劈成细条，再用瓦片刮润，做了门帘送人。 或在成堆废弃不用的木头中，拣些硬木块到车间加工小玩意儿，台灯座或是小水桶，然后用水彩在上面随意乱画，再涂一层清漆。 哪一桩是女人玩的活儿！可是，车床、砍刀、锯子、锉子，她样样玩得得心应手。 除了机油味、破车床、东一堆西一堆成形不成形的加工件，车间里什么也没有，真让人不能相信这里曾是心术角斗的沸腾场地。 吴为游走在这些破东烂西中，不是开怀坏笑就是嗷嗷怪叫，偏偏不作哈姆雷特式的严肃思考，不知这是否为她日后成为作家的一个缘由？ 那天，又是如此这般在车间里翻江倒海，然后又上车床车一个螺钉，一手摇着进刀的手柄，一手拿着油壶往加工件上喷射冷却油降温，冷不丁听见背后有人说：“带水枪的女工。” 就像那个晚上在路上看到那一条蛇；猛然往后一跳，踩上一个软软的物件那样，又是一个惊恐。 回头一看，又是胡秉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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