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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


  她那一生都处在亢奋、紧张状态下的,紧凑、深刻、坚硬、光亮、坚挺了一辈子的皱纹,现在松弛了、疲软了、暗淡了、风息浪止了。

  从我记事起,她那即使在高兴时也难以完全解开的双眉,现在是永远地舒展了。

  她的眼睛闭上了。

  那双眼睛,到现有也显出常人少有的美。先是在大眼角那里往上抛出一个极小的弧,然后往下滑出一道优美的长长的弧线,再往小眼角走去。最后在小眼角收势为更小的一个弧。一般人闭上眼睛以后,仅仅是一条弧度很小、差不多就是直线的弧线。

  真正让我感到她生命终止的、她已离我而去永远不会再来的,既不是没有了呼吸,也不是心脏不再跳动,而是她那双不论何时何地、总在追随着我的、充满慈爱的目光,已经永远地关闭在她眼睑的后面,再也不会看着我。我一想起她那对瞳仁已经扩散,再也不会转动的眼睛,我就毛发竦然,心痛欲裂。

  我也不相信妈就再也不能看我,就在春天,妈还给我削苹果呢。我相信我能从无数个削好的苹果中,一眼就能认出她削的苹果,每一处换刀的地方,都有一个她才能削出的弧度,和她才能削出的长度,拙实敦厚;就在几个月前,妈还给我熬中药呢……我翻开她的眼睑,想要她再看我一眼。可是小阿姨说,那样妈就永远闭不上眼睛了。

  妈,您真的可以安心的走了吗?其实您是不该瞑目的。

  妈的手也渐渐地、越来越黄了。就像一九八七年她得了黄胆性肝炎那么黄。虽然还像活着的时候那么暖和,可我知道,这是因为我一直握着的缘故。

  妈的脸也越来越黄,嘴唇也渐渐地紫了。看上去像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人了。

  剩下的事,就是等火葬场来接妈了。十点钟,火葬场的人来了。他们指着妈身上的被褥问道:“这些铺盖带走吗?”

  我这时才明白应该给妈铺上更好的被褥。我怎么什么都不懂!

  我抢先回答道:“是的。”

  除了白底红条的床单是先生早年活的旧物,其它一应物品全是我们从前购置的,所以做得这个主。

  枕巾是橘黄色提花的,枕头是哪一个我记不起来了。

  被里和棉胎倒是新的。但被面是我们从前住在二里沟的时候买的。米色底,上有红色圆圈套着黑色的五角框,或黑色圆圈套着红色的五角框,我想妈带这床被走也好,那是只属于我和她的、艰难岁月的记录。

  就这样了了草草地把妈送走了。没想到妈走的如此突然,而我又无法分身去为妈准备什么。

  我倒不大在意这些,我悔恨的是我永远无法回报妈的爱了。

  送妈出家门的时候,机关里的司机小段在我身后指导说:“说‘妈,您走好。’”我照着说了。这一说、这一送,是永远地把妈送出门、永远地把妈送走了。

  去的是东郊火葬场。天气晴好。没想到又经过了西坝河,我们本是要搬离的地方。我本以为,给妈安排一个更好的住处,我是不会让她再回这个人生地不熟、对妈的寂寞生活没有多少乐趣的地方了,可是没想到妈还是要和她曾经住过的这个地方告别。那时,天意不可违的念头第一次出现在我的心里。

  从我非要妈活下去而至失败,我懂得了“顺其自然”。其实妈手术时就准备去的,虽然手术如我所愿、所直觉地成功了,最后事态还是按着妈所预想的发展下去。这是我的失算。这一辈子我想做的事,没有一件做不成功。唯有这一件,我失败了,我败给了妈。败给了命,我不可战胜命,也不可战胜上帝。

  在火葬场办理了一应手续。给妈挑骨灰盒的时候,我都不能相信妈不在了,就是前几天我还在商店里给她选衣服呢。

  我挑了一个最好的,希望妈在那个世界里有一个好的住处,既然她没能住上我主要是为她搬的这个新家。

  人们提醒我给妈买了一个小花圈。可惜火葬场没有鲜花的花圈。

  “放在哪儿?”我问。

  人们告诉我应该放在妈的身上。我听话地放在了妈上腿靠近膝盖的地方。

  这时我才醒悟,怎么连花圈都没想到给妈买一个?不要说是鲜花的,就是纸扎的也还是在别人的提醒下才知道给妈买一个?

  从来没有给妈买过鲜花,到了这个时候,也无法再做一次补偿。新中国在一九四九年后消减了平民百姓一切所谓贵族化的习俗。每每在电视上看到为迎接各国贵宾献上的鲜花,或某位国家领导人的追悼会上,偶然有个鲜花的花圈,只觉得那真不是人间过的日子。没想到母亲去世后形势大变,那些本有为天上才有的日子,凡人竟可享受一二。这才能经常买些鲜花放在妈的骨灰盒前,以了我的宿愿。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惨烈打瞢了头,就是不瞢头,也没有举办丧事的经验。家里人口太少,更无三亲六故,生生息息、婚丧嫁娶的红白喜事从未经历、操办,就是妈活着,碰见这样的事恐怕也会感到手忙脚乱。

  不论新旧社会,人际关系的规则讲究的都是门当户对,有来有往。既无往,何从来?来和往要有经济为基础,更要有心情为基础。妈却一腔哀愁,百事无绪,话都懒得说,哪有精神应酬?既无钱又无绪,只有终日闭门长嘘短叹。如此,生活百科予我们可不就简陋到一无所知。

  而且我也分不开身,又没有一个兄弟姐妹,或七大姑八大姨来帮我照应一把。要不是有小阿姨和王蒙夫妇、维熙、谌容、蒋翠林以及机关同志们的帮助,我连这些也做不完全。

  事后,我悔恨无穷地对先生说:“我当时昏了头,你经历过那么多事,又比我年长许多,怎没替我想着给妈买个花圈呢?”

  先生说:“你又没告诉我。”

  我哑口无言。既然先生能这么说,我还有什么可说?我那时要是能想到让他去给妈买个花圈,这个遗憾也就不会有了。

  就像我终于从悲痛中缓过气来的时候对他说:“这一年要是没有朋友们的关心,我真不知道怎么过,可是你连问都不问问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先生照样无辜他说,“你又没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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