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11)_张洁

十一

　　又说：“老年人的脑子，软得都像豆腐渣了，手术中需要把额页托起，这一托，也许就能把脑子戳出两个窟窿。

　　“麻醉这一关也很难过，很可能就醒不过来了；抬起额页的时候，也可能对大脑造成损伤，手术完了人也许就没意义了……当然，在脑外科手术中，切除垂体瘤手术算是最小的手术了，和普通外科手术中的切除盲肠差不多。你要考虑好，如果你坚决要求手术，我们还是可以给她做的。”

　　我立时心乱如麻：“如果不做手术还能坚持多久？”我当然首先想到的是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日子。

　　他说：“一两个月吧。”我的眼泪刷地一下掉了下来。世界上还有什么打击比这更为沉重？当你知道你所挚爱的人还有两个月就要与你诀别的时候。

　　妈去世后我向他多次探询过可能造成妈猝死的原因，在一次谈话中才知道他说的“一两个月”指的是妈的视力。

　　造成这个误会是我的怯弱。我听了他的话之后就被吓住了，连追问一句的勇气也没有：一两个月究竟指的是什么？

　　既然妈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而手术这条路也许有希望挽救妈的话，我为什么不背水一战呢？

　　这个错误的理解，也是后来下决心手术的原因之一。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安慰我，又说：“也可能是一两年。不过不做手术也没有什么大关系，顶多就是失明。”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每位大夫在和病人家属谈判手术问题时的套话。这也难怪，见我那样提问，他的回答只能模棱两可。万一将来手术出了问题，我要是赖上他们怎么得了。我说：“您这么吓唬我，我不敢签字了。”他问：“难道你没人可以一块商量商量吗？”我说：“没有。”甲大夫在一旁说：“她只有一个女儿，还在美国。”我不是没人可以商量，朋友们、还有先生，都可以提出他们的建议，但是大主意还得我自己拿。问题是我拿不了！我在人世间闯荡了五十四年也从没感到、或者不如说从不在乎的孤独，就在那一刻猛然地袭上我的心头。就在那一瞬间，我懂得了什么叫孤独！它一上来就把我打得落花流水，让我生出无法抵挡的恐惧。

　　“看来我只能和她本人讨论这个问题了。”

　　罗主任说：“你怎么可以和病人谈这个问题呢？”

　　我说：“我妈行。”

　　我不是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事到如今，我不和妈讨论还能和谁讨论？谁让妈生了我这么一个到了这种节骨眼上，还得让她自己来拿主意的女儿呢？不但不能像一般人在这种时候常做的那样，对病人隐瞒起真情，让病人情绪稳定以利治疗，反倒让她自己拿起笔来，在吉凶难卜的生死簿上给自己画个钩。

　　我不能老在医生办公室里哭个不休。我得赶快找个地方先把无法收住的眼泪排泄一下，不然我就没法回病房去见妈。我拿起母亲的核磁共振片子，说了声：“谢谢大夫。”就走出了医生办公室。

　　我料到妈会在医生办公室外等我，她若看见我眼睛里的泪水，那就什么都明白了。所以出了医生办公室的门，我头也不回地顺着走廊向综合二病房外走去。我用眼角的余光向后瞥了瞥，果然见妈站在她的病房门口等我。

　　我没走几步就被她叫住了。也曾闪念，是不是应该拔脚就跑？可是那和让她看见我眼睛里的泪有什么不同？我只好站住。

　　她到底看见了我的泪。

　　回到病房，妈就盘问起医生和我的谈话。

　　入院后，妈对自己的病情、治疗，一直不闻不问，好像不是她生病一样。是对我的无限信赖吗，把她的性命全权交付给我？或许她也明白，探讨这个问题令我痛苦难当？抑或她知道自己的寿数已尽，问又何用？

　　我无法瞒住任何时候都比我明白的妈，只有照实对她说：“不手术也没什么关系，顶多就是失明，我再请一个阿姨专门服侍您。我也可以充当您的眼睛。虽然大夫说在脑手术里这是最简单的手术，只相当于普通外科手术里的切除盲肠，但您的年纪毕竟大了，何必冒这个险呢？”

　　妈说：“别、别、别，我一定要手术。我可不愿意那么活着。你不签字，我自己签去。”

　　我说：“您签字不管事。”

　　妈说：“好孩子，你就听妈这一次话吧。”妈要这样说我就没辙了。

　　我一辈子都没听过妈的话，尔后的事实证明，都是我错了。

　　前不久我还就一生的婚嫁哭着对妈说：“妈，我从没有听过您的话，现在证明，都是我错了。”

　　妈辛酸地劝慰我：“事情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嘛！”

　　这次该不该听？

　　既然每一次分歧的结果，都证明不听她的话是我的错，这次就应该听她的活。

　　可要是这一次偏偏就听错了怎么办，

　　也许我还是应该坚持不听她的话？

　　万一又是我错了怎么办？

　　这真像押宝，不论押在哪一点都险象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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