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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说是来了不少,但是场地有限。我说:‘咱们还是找个广场好不好? ’县委书记为难地说:‘恐怕天气太冷。’我说:‘再冷我也受得了。咱们是共产党,不能吹牛皮的时候人越多、场面越大越好;等到做检讨的时候,人越少、场面越小越好。那成什么啦? ’好,重新到广场上去,临时搭了几个桌子,拉上了有线喇叭,然后,我就说了:‘社员同志们,作为一个副部长,我为我们把质量这样差的拖拉机卖给你们感到害臊。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这等于坑了你们,骗了你们。你们的钱,辛辛苦苦,挣得不容易,我们再也不能这么欺骗你们了。现在,我要给你们交个底,你们暂时不要买这个厂生产的拖拉机,如果他们不改变这个现状,你们就永远不要买他们的拖拉机,他们生产的拖拉机,从全国来说,质量是顶糟糕的。

  “‘告诉你们这么一件事,你们就明白了。这个工厂附近的一个公社,买了他们一台拖拉机。有些零部件,老得拉回厂子去修理。他们还算不错,占了离厂子近的便宜。一开始,社里还派个社员赶着小驴车,送到厂子里去。后来社里也烦了,不再用人押送,只要把返修的零部件往小驴车上一放,再给小毛驴一鞭子,小毛驴自己颠巴颠巴就能拉到厂子里去。往大门口一站,传达室就放它进去。工人把那零部件拿下来,三捣鼓两捣鼓之后,再往驴车上一放,小毛驴又颠巴颠巴地拉回来。社员同志们,连小毛驴都跑得识了路,你就说说这拖拉机的质量怎么样吧。’”台下的人鼎沸了,生气了,着急了。直嚷嚷:‘那怎么办呢? 我们都订货了。’我当场回答他们:‘退货——退货——’把那位厂长气得面孔煞白。他当时心里准想:‘文化大革命’期间这老家伙坐牢真是活该,怎么不多坐几年?!可他不敢说什么,我是部长,他是厂长。等级观念也还有它一定的好处,是不是? 我真纳闷儿.为什么这样的厂长,就不敢碰碰他。还了得啦? 难道背回拖拉机就算完事了? 以后怎么办? 照样生产这样的拖拉机? 为什么我们的干部、厂长,别管他赚钱、赔钱,能干、不能干,一当就是一辈子? 这种厂长、干部,在哪儿工作哪儿垮台。不治治他还行? “底下又嚷嚷起来了:‘退了货上哪儿买去呀? 我们的生产上急等着用。’”我说:‘找黎明拖拉机厂,他们生产的拖拉机质量又好,价钱又便宜,服务态度也好。’这就叫竞争的好处。谁也别想像过去那样躺在包销的办法上吃大锅饭,不行就没人要。卖不出去就发不了工资,工人就不答应你,你这个厂长就没好日子过,你得千方百计地行动起来找出路。那种厂长才像个厂长的样子。

  “有个会计问我:‘没有分配指标能买着拖拉机吗? ’…那是老皇历啦,现在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厂里也有点权啦。‘”我一下子被包围起来,他们不大相信这是真的。我把你六月份批准黎明拖拉机厂登广告的事情讲给他们听,还告诉他们那条广告登在几号的报纸上。有个书记问我:’生产资料进人流通领域合适吗? 马克思老祖宗可没说过。‘“我说,’马克思没讲的事多了,难道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活了? 只要对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对发展国民经济有利,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利,那就符合马克思老祖宗的原则。”‘说完,还不等别人有什么反应,汪方亮自己便开心地大笑起来,眉宇之间流露出十分的得意。

  “汪叔叔,您太可爱了。您这才像个部长的样子,要是都像田伯伯那样当部长,我也能当,不就是划划圈嘛。再不就是什么‘按上面的精神办’,‘我同意大家的意见’,他自己究竟准备怎么办? 谁也不知道。”

  “圆圆。”郑子云严厉地喝住她。

  圆圆噘起嘴巴,把眼睛一翻:“本来嘛。”

  汪方亮说:“圆圆,你怎么可以批评你未来的公公。”

  “谁要他这个公公。”

  “咦,不是你和他家老三在搞对象吗,这有什么好保密的。”

  夏竹筠脸上很不是颜色。汪方亮说话一向不照顾别人的隐私和面子。

  “哼,我才不和这种人交朋友呢。”

  “什么这种人那种人的,他有什么不好? ”夏竹筠抢白圆圆。

  “谁觉着他好,谁和他过去。”

  “圆圆,你怎么越说越不像话了。”

  圆圆把筷子一摔,踢开椅子,一拧身,回自己房间去了。

  “何必提登广告的事呢! ”郑子云全然不理会她们的争吵,继续方才的谈话。

  汪方亮严肃起来:“老郑,我佩服你的勇气。”他停住,觉得没有必要再深说下去。彼此是深有了解的老同志,什么风浪没经历过+ 什么惊心动魄的场面没见过? 但郑子云挺身而出,为黎明拖拉机厂登广告承担责任的做法,还是让他感动。那还是夏天,刚剐开始谈市场,谈利润,谈竞争。

  像拖拉机这种生产资料,按现行管理体制,工厂按计划数字生产。然后按行政层次,由省呀、地区呀、县呀一级级切块分下去。

  现在是计划任务不足,工厂的能力还没发挥一半,而下面急着买拖拉机的单位又没有分配指标。工厂宁可闲着赔钱,也不能多生产一些,卖给急需的单位。谁要是卖了,就是私分。根据把经济搞活的精神,郑子云和黎明拖拉机厂的同志,一同详细地研究了厂里的计划任务、能力和材料情况,认为在满足计划外,还可以生产一批供应市场。并把这一情况报给上级主管部门,取得了他们的同意。

  又建议工厂在报上登个广告,欢迎国内外用户直接订货。生产资料登广告,当时还是头一回。他对广告稿一个字、一个字地进行过斟酌,认真地做过修改,最后由他签字批准。他想,就是有一天翻腾起来,厂子里也有案可查,有头可寻。谁能担保哪一天不会翻个个儿呢? 以前遇到的这种事还少吗? 郑子云怕厂子里到时候吃不消。

  这在过去的年月,也许算不了什么。然而这十多年来,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压弯了多少人的脊背啊,这不能不让人感到痛心,也更加让他感到郑子云不为世俗利禄、切身利害而盘算的可贵。

  这一下子,工厂的任务饱满了,亏损扭转了,职工的劲头也上来了。这么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农民有需要,工厂有能力、有料、又不影响国家计划——却引起了很多的议论。

  也许几年以后,人们会奇怪,当时为什么那么死心眼,一件合情合理的事,却是那么不好办呢? 人,可能就是这个样儿。钻进哪个模式里去,再钻出来还真不容易。像鲁迅先生说过的,现在我们吃螃蟹,是件很平常的事。但世界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时町得有好大的勇气,一定还有很多人、人为他是胡闹——过去多少辈子都没人敢碰的东西,书上也没有写过,你干吗去碰呢。

  汪方亮沉思着,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抽出一支递给郑子云。

  郑子云摆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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