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翅膀(13)_张洁

十三

　　哼，他倒给我上起政治课来了，冯效先不满意地想。要是连贺家彬这样的人，也敢在他面前试巴、试巴，他冯效先又往哪儿放呢？他必须敲打敲打贺家彬：“大庆这面红旗可是毛主席亲自树的，你不要犯糊涂！ ”

　　“我没有说大庆不好。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没有油，大庆人为我们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把国民经济弄到几乎崩溃的边缘，大庆硬是顶住了，抓住了生产。可是，没有什么事物是一成不变的，先进就永远先进？再没有可以改进的了？为什么不提超大庆？我们干什么都喜欢划个杠杠，不许超过，不许发展。发展就是砍旗，就是修正。

　　这叫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您看着吧，将来准会超过，限制是限制不住的，因为生活本身是前进的，丰富多采的……“贺家彬越说越兴奋，而对冯效先来说，什么企业管理、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听起来实在吃力。他犯困了，想打哈欠，但他极力克制住自己。他把贺家彬说过的话很快地过了一遍筛子，决定别的都不记，只记住他反对大庆红旗这条最根本的就行了。别看他天花乱坠地说了一大堆，实质性的问题，就在这里。

　　现在，拿眼前这个人怎么办呢？一切事情要看形势，看气候。

　　时间、条件、地点，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三要素。冯效先暗暗地赞赏着自己：几十年的革命，不是白干的，马列主义水平，还是有一套的。比方，以个人的名义，对某人或某个事件表什么态，搞什么名堂，都是冒险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啊！今天挨整，明天也许就变成了英雄好汉。《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怎么说的？ “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很有点辩证法嘛。孙中山在《总理遗嘱》里又怎么说的？啊，“积四十年革命之经验”嘛。对，凡事总得留个后路。他那硕大的脑袋，活像摆满油、盐、酱、醋的杂货铺，装着七零八碎、五花八门的学问。

　　他决定只就眼前的事情讲几句：“你不搞学大庆的规划和总结，会影响你们处成为大庆式的处，你们处又会影响我们局嘛。工作了这么多年，这点道理还是应该知道的。不能因为个人影响全局嘛。你如果这样坚持下去，我们局成不了大庆式的单位，你要不要负责？ ”

　　“我才不负这个责呢。我干吗非得学大庆，不学大庆我就搞不好工作啦？咱们单位年年搞这一套，总结呀，评比呀，传经送宝呀，有多少货真价实的玩艺儿？有这时间，干点踏踏实实、正儿八经的事好不好？比方说，认真解决一下我们处的团结问题，干部问题。‘’冯效先被将了一军，感到不能再和贺家彬纠缠下去，谁知道他还会说出什么更让他尴尬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以后，似乎再也投有什么”机密“可言了。上至中央文件，下至领导的私人生活。

　　甚至连谁找谁吃过饭，谁不花钱让公家的木工打了一套家具，诸如此类的琐事，一下子就闹得满城风雨。风气大不如前了，谁也不再把维护领导的威信当回事，堂堂一个单位的领导竟还不如眼前这个一般干部气儿粗。人们动不动就向上级机关反映你，或是纷纷扬扬地给你扩散，要是你稍稍做点儿消除影响的工作，有人又会指控你打击报复……现在当领导真难啊！人们的思想像豆腐渣，怎么也捏不到一块儿去。“文化大革命”以前，有谁敢对本单位的领导这样讲活呢。

　　五十年代是让人留恋的，多少人怀恋那个时候的生活水平、人的思想状况、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连冯效先也发出了今不如昔的感慨：像贺家彬这样的言论，要在一九五七年，早就是右派了。

　　难怪他们支部把他的组织问题撂下来．这样做是正确的。组织观念这么差的人，吸收到党内来，不是祸害吗？还是让何婷自己去对付他吧。

　　下班的时候，贺家彬在机关大院门口，碰见了万群。她站在泥泞的融雪里，紧紧地锁着眉头。她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吗？也许没有。那不过是她眉心之问几条深深的皱纹留给他的感觉。她叫住贺家彬：“老贺，明天是星期天，帮我去煤厂拉点蜂窝煤。”

　　“怎么不等煤厂送呢？ ”

　　“他们好久都不送煤了，催了几次，答应得倒挺好：‘马上送．马上送。’就是不见行动。我的煤都烧完了，不自己拉，怎么办？ ”

　　一个单身女人带着个孩子过日子真不容易。她为什么不再结婚呢？他再也不敢劝她去于这种事。如果当初他不劝她结婚，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贺家彬想，他该不该对万群的眼泪负责呢？一九六二年，万群大学毕业，刚分配到机关来的时候，是一个多么惹人注意、惹人喜爱的人物啊。

　　你就是对她说，有人长了四只耳朵这种荒谬绝伦的传闻，她也会歪着脑袋，认真地听下去，然后睁大一对眼睛，对这种绝不可信的事情，竟然还要将信将疑地问一声：“真的吗？ ”

　　就是对顶蹩脚的笑话，她也会热心地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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