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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子云坚决反对,说:“这叫什么? 你想搞政治联姻? 我看不惯这一套。假如一个部,或一个单位的党、政领导,都照你这种办法搭上亲家,还怎么工作呢? 能分得清公事或私事吗? 要是大家坐在一起开会,谁能说清那是研究工作,还是在走亲家。别忘了,咱们还是共产党员。搞什么名堂! ”

  夏竹筠撇嘴。共产党员怎么啦,党章上也没写着干部子女不能通婚。现在和外国人还能通婚呢,中国人和中国人结婚倒成了问题。真是岂有此理。

  当然,在她这样的年龄,花这样多的时问去装扮自己,已不是为了讨什么人的欢喜,而是她这个身份的习惯使然。她那位忙着上班、忙着开会、忙着深入基层、忙着打电话的郑子云,从来没有时间欣赏她的衣着和发式。他的电话那么多,惹得她经常埋怨:‘’整天给你接电话。“他却说:”谁让你那么爱接呢。“不让她接电话,那可不行。那是显示女主人的权力以及监督丈夫的重要一环。

  一九五六年,她死命拉着郑子云去北京饭店参加了一次舞会,第二天,她问:“你觉得昨天晚上我穿的那件衣服合适吗? ”

  郑子云认真地想了想,说:“不错,浅黄色很配你的皮肤。”

  听了他那经过认真思索的回答,夏竹筠目瞪口呆了好一阵。

  然后,她气得大叫:“天哪,我想你该不会突然患了色盲症吧? 我昨天穿的是一件紫红色的绉绸旗袍啊。”

  他听了之后,却哈哈大笑:“那么,你再做一件浅黄色的就是。”

  等到她真做了一件浅黄色的绸衬衣穿给他看的时候,他早已忘记了自己说过浅黄色很配她肤色的这件事,却说:“浅黄色? 你穿起来好像不怎么合适。”

  除此之外,他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年轻的时候,他人很漂亮,也很有风度,和他一起走在街上,许多女人羡慕得眼红。而且他很忠实,对任何女人都没有兴趣,就连她,也好像是他房问里一件可有可无的摆设。他们早就不住在一个房间里了。她曾暗自揣度,他是不是懊悔当初不该弄个老婆来麻烦自己? 或许他们结婚的时候,他错把青年人的冲动当成了爱情? 他是不是从来没有爱过她,以致他把自己没有实现的热情全部献给了工作? 有时她埋怨他:总是工作,工作,工作,好像这个家不是他的。要不是她出面张罗,小女儿能到那么一个理想的单位去工作? 摄影记者,这工作又体面又轻松,接近的是上层人物,见识的是大场面。当然,还得张罗一套好房子,老头子恢复工作的时候,部里的房子一时紧张——怪事,部里年年盖房子,偏偏想不到给部长级的干部盖一些——只好在这套房子里住下了,这哪里像个副部长的房子? 五个房间,还是四层楼。瞧瞧别的副部长,有谁住这样的房子? 又不是让部里专门给盖一套,换一套合适的,还是合情合理的吧? 这事靠郑子云算是白靠,还得由她出面。

  顾客一走,好像把刘玉英撑着的那点劲儿也带走了,她觉得全身像散了架。昨天晚上,整整一夜没有合眼,早上连饭也没吃就出来了,中饭也没咽下去几口,一口气堵在嗓子眼里,使她难以下咽。

  想起来她就伤心,可是她不愿意坐下来歇着。她必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然眼泪立刻会流出来。她拿起扫帚,打扫散落在地上的头发。

  长这么大,不论爹,不论娘,别说碰自己一手指头,就连一声申斥也没有过。昨天,她却挨了一个嘴巴子。打她的,就是她恨不得连命都舍给他的丈夫。为什么? 不过是因为小壮打碎了一个暖水瓶。吴国栋也不问问孩子是不是烫着了,伸手就是一巴掌,她只是说了一句:“不就是一个瓶胆嘛,一元来钱的事儿,干吗打孩子。”

  听听吴国栋说的是什么哟:“听你说这话,好像你是个部长太太! 一元来钱,你有几个一元来钱? ”

  一元来钱倒是有的,可要是到了月底,就是花一元来钱,也要颠过来、倒过去地盘算好几遍呢。谁要是没过过那种日子,谁就体会不到一元来钱是怎样牵动着一个家庭主妇的心。

  自从吴国栋得了肝炎,病休半年以后,每个月只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也就是五十几元,她自己,加上辅助工资顶多五十多元钱。

  四口人,每个月还要给吴国栋老家里的父母寄十五元钱。吴国栋有病,需要加强营养,再有,能让两个孩子眼巴巴地看着吗? 吴国栋也咽不下去啊。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日子还能过得去。只不过刘玉英要使出浑身的劲儿才行。

  为了省几分钱,她从来不买切面或挂面,哪怕在理发店里站一天,脚背肿得多高,回到家里,也要自己擀。

  为了省几分钱,她从来没有买过新鲜的时菜,总是到地摊上去买一角钱一堆的“处理菜”。大姐从新疆来信说,那里的青菜很贵。

  这么一比,北京还是不错,什么都有处理的卖:菜啦,鱼啦,布啦,鞋啦……刘玉英很熟悉在哪几个商场可以买到这样的便宜货。

  为了省点洗衣粉,她充分地显示了她在计划方面的才能:先洗浅色的衣服,后洗深色的,然后再刷两个儿子的鞋,最后还用这不起沫的黑汤洗拖把。

  她把一个女人的全部天才和智慧都用来打发这令人操心的日子了。在家当姑娘的时候,她哪过过这种日子,受过这种罪。不过,那时候情况不同呀。她怀念一九五八年以前的日子,那时候,家家的日子过得多富裕呀。一九六五年以后,这日子一天天地就难起来了。

  难,可是她还怕爹妈知道。一是怕他们惦记,二是他们自己的日子也不宽裕。爹从厂子里退了休,弟弟也添了个小闺女。何必让他们揪心呢! 每次回娘家看看,刘玉英总是尽力把大人孩子收拾得整齐一点,还带上一盒子点心,不过都是七角多一斤的蛋糕,六角多一斤的桃酥。但这一切苦心都逃不过慈母的一双眼睛。做娘的也是千方百计地找个借口,总要添补添补闺女。老大、老二过生日啦,逢年过节啦,还琢磨着怎么才能不让女婿看出来,免得伤了女婿的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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