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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不仅是富国，更不是强兵，不单是好，而且要美。非达到具备美感的好，我们永远是精神上的失败者，永远面对日本，耻不堪言。 　　但是我们并没有重新来一次燕人学步的余裕。阴险地逼近我们两国的二十一世纪，已经丝毫没有遣唐使时代的、阳光海面浮光跃金的征兆了。相反却多是不祥的预感。鲁迅在一篇用日文写的文章（即《我要骗人》）结尾，这样写了一句话：“——临末，以血添付不祥的预感。” 　　他的预感里没有欺骗。一年之后，国家濒亡，山河破碎，屠城过后的南京，尸体顺长江涌入汪洋、又在涨潮时倒流上海。 　　鲁迅的这句话，被一个中国人不熟悉的日本作家堀田善卫特别留意过。堀田善卫对鲁迅的这一句预感念念不舍，两国尚未恢复国交前，他就在《在上海》一书里接着鲁迅说： 　　“我有一个危机的预感。今日两国的如此关系，在不远的未来，会带来——今天怕是不能想象其样子的危机。” 　　——我也满肚子不祥之感。 　　真没准，比这篇随感更快地，应该成为一切国家和民族理念的、永远弃绝战争手段的日本和平宪法，在我的小书出版前就会被日本修改。也没准，我还没写完关于美的穷酸议论，日本宙斯盾级驱逐舰队便会从中国文人题词“一衣带水不再战”云云的码头启航，为龙的传人再上演一场黄海大战。 　　鲁迅的时代在循回。 　　说到底，尽管甲午以来的是非尚未清算，我们正处在更狭窄的场地之上。像甲午年、也像九一八那一年，中华民族并未到了最太平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站在清算历史的上风头。 　　我们并没有多了任何一件思想武器。我们仍在多重的含义下侧身而立，一面迎战着凶恶的帝国主义，同时批判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唯有忍受撕裂、那是一种被粉碎的痛苦感觉，忍受生养自己的伟大体系和悠久传统的淌血的撕裂，在剧痛中去追求最彻底的人道主义和最本质的世界正义。“最后的吼声”，也许只能对着自己。转过刀刃，解剖自己，把批判的尖锐，刺向尊大的中华心理。不是因为别的，只因我们并没有——任何其它的武器。 　　但这并非自虐。在重访日本的日子里，我感到，早有不少日本人在自我批判的路上跋涉，并不声张一句。好像一种大洋上空奋力独涉的候鸟，他们的反省是真挚的。对于我，他们的一语一动都是温热的鼓励，也是持续的压力和催促。 　　我们两个民族，仿佛永远喜欢这拉力赛般的思想较量。或许唯有日本，这古怪的国度，尽管它侵略过我们，但正是它才迫使我们反省。哪怕常常失礼，出口刺耳之音，但唯它在古典的文明规矩之上，推着脊梁，促我们迈步。 　　确实，是否深藏我的肺腑丹田之底、带着强烈自尊心的中华思想本身，才是一种更要接收批判的东西呢？是否我们祖国的思想进步，首先要踏过虚妄的民族尊大呢？ 　　我并没有太成型的思路。我还分不清所谓尊严与虚荣的界限。但是我已经深感——对日本近代史批判的力量，就藏于自我清算的批判中。 　　时值如此动荡的世纪初，一枝笔如嵌如绑，束缚在狭窄的缝隙。何止道路，连词汇也没有多少可供我选择。但是像许多过去的体验一样，我们又一次可以向鲁迅试着求索。他的文字已经存在暗示，我们也可以努力——像毛主席评介的鲁迅，更严厉的是解剖自己。 　　这就像给友人胡乱写的一些信，如在红叶上记下一些随感。在不安的时代，一诉为快还是可能的，毕竟两边都有人留心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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