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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的雕像的联想


  在大时代里可以怀念人。司马迁生逢其时,所以总结那雄奇时代时,他的一部部列传写得笔下生花。愈节省笔墨愈韵味无穷;《刺客列传》只是用残墨写了几位不能不写的“恐怖主义者”——20个世纪后不知为什么连中国的电视台也操着一股盎格鲁·撤克逊式的正统秩序维护者的腔凋,念出恐怖主义者几个字时带着一种判死刑的味儿,——但那《刺客列传》却是伟著《史记》的压卷之笔,永远地发射着难言的、异端的美。

  活不在那种时代则容易怀念狗。比如前苏联就制作过一部狗电影《白鼻姆黑耳朵》,让人感动不己。近年来狗电影、狗电视、狗文学不用说养狗之风都常盛不衰,不能不认为其中深藏著人类的时代感和潜意识。

  在日本,连狗都知道在东京涩谷车站前面有一只狗的雕像。不用说,带着一个动人的狗故事;不外是战乱离散,主人一去不返,那狗便“死心眼”,死死地在那儿等,一直等得死在它与主人约束的地方。日后,日本人为了抒发忠诚和宣扬这种死而不渝的品质(日本人非常重视这种“不渝”;侵略战争过去半个世纪了,而他们有几分“渝意”呢),——在涩谷为此狗铸了铜像。至今凡约会在涩谷的人都流行把地点定在狗像前边,以表示自己也那么忠诚;至少能做到不见不散。

  在东京挣扎着的百万外国人对那条铜狗大体上态度淡漠。大约是在那儿约得多了,发觉只是给那条日本狗做了宣传,而事实上日本人远非那么守信用,尤其是无利可图的时候。于是,怀念故乡狗的现象就产生了。

  狗的回忆,有复杂的动机也有复杂的联想。世上狗文学的主流大致上是吹嘘;比着吹自己的狗的奇、猛、忠、灵。不节制的例子,有描写狗不仅跟狼咬而且跟豹子咬的。而我见过的狗却都很平常,平常得像一堆土。

  ***

  那是在乌珠穆沁,我在那儿插队的第三年。不用说,牧人家都有几条狗;我家的几条狗中,有一条名叫吉里格。这种狗名字其实不算名字,草原上吉里格这个音类似于狗的通称也类乎一种唤狗的声音。

  吉里格可没有那种斗虎斗豹的奇遇记,有没有直接与狼厮咬过,也弄不清楚了。它只是一只忠实的北方牧羊犬,壮健多毛,脑壳硕大,浑身是黑色,喜欢卧在包的正南方———监视着一切走近的异己者。那一年它大约是十七八岁,已经老得不能再老了,眼睛呆滞、瞳孔混浊,嗅觉也已经失敏。牙齿软了,额吉每天留心给它弄些稀食喂。它搂着一块骨头左啃右啃咬不下肉来的时候,额吉默默地蹲在地上陪着它。

  那一年不仅仅是狗虚弱的一年。我插队住进的这一家牧民,因为说不清的复杂家族关系,在政治上正处于一个或者光荣地留在革命阵营、或者危险地陷进牧主阶级的边缘。草原不动声色、但是阴沉地把一种薄薄的恐怖气氛送过来,让它弥漫在我们家那顶灰旧毡包的四周。

  ——不是那时身在其境,不是那时身困其间,今天我是绝对无法体会也无法总结的;那时我们被身份和地位而鞭挞,我们这个家族包括我这名插住其中的知识青年,都在忍受人类最卑鄙的本性之一——歧视。

  谁都知道、但谁也不说的东西最真实。

  那个冬天来我家毡包串营子的人依然很多。 我们包里的成员,包括刚刚4岁的男孩巴特尔,神色中都有一丝小心翼翼,有那么一点逢迎和胆怯。有两个例外:一个是我,刚满20岁的我那时虽然感到压力很大但是心中不服,受不了那些趾高气昂地来串营子的牧民。对他们我冷淡而怀着敌视,但那座毡包不由我作主,说透了我是这个包的缘份更远的客人。一家之主是额吉的独子阿洛华哥;他那陪笑脸说奉承话的一天天的日子,真叫我讨厌透了。还有一个例外是吉里格;它老糊涂了,忘了世态和处境,有时会突然闷头闷脑窜出来,咬住人的毡靴不放。它的牙齿已经没有劲头,齿尖也没有了锐利,所以一般是能吓人一跳、咬人一疼,而不会咬出血来。

  真是那样:人弱得没有说一句硬话的勇气,狗弱得一嘴下去咬不出血来。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突发事变,并没有戏剧性和什么特殊性,日出日暮,四野茫茫,积雪平静地随着寒风变厚着,一切都循着秩序。当一天天都是有苦说不出来时,那苦也就无所谓苦了。

  1992年冬,当我从日本回来的时候,我猛地悟出了我与那一家蒙古牧民之间情份的缘由。

  在东京每当路过涩谷,我都绕过去看看那条铜狗。看着它时心里想起了吉里格,我变得怀疑一切编造的狗故事,我觉得我这种心情与涩谷聚集的各国流浪汉们非常相似——因为在他们的神情中也有一丝对那钢狗的隔阂和蔑视。

  在那里能看见各种外国流浪者。最谦恭的表情属于孟加拉人,最自尊而因为无法施展而显得拘束的是伊朗人,无畏地唱着歌,跳着舞以求掩饰自己的孤单和慌乱的是拉丁美洲人,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挣小日本儿的钱,大家五湖四海地走到一起来了。人群中最隐蔽而一眼便可以发观的是中国人,当浸泡在歧视的空气中的时候,中国人是不唱歌、脸上也不会出现好斗的自尊颜色的。

  我想着狗的事,趁无事好做和这些流浪汉们寻机攀谈。孟加拉人要攫住每一口食物,但不涡泯的善良天性使人微微心动。拉丁美洲人跳成一个盾形,故意不理睬世界,愈没有人扔钱他们唱得愈凶,艺术原来是穷人护心的盾。我和一个伊朗小伙子偶尔闲谈起来。凭着伊斯兰教,我们能互相信任地谈。他被一个日本警察奚落了一顿,原因是他向警察问路,那警察先把他问了个底儿掉。进入日本的伊朗小伙子大多用旅游签证入境,然后四处寻觅重体力劳动——日本人借他们一臂之力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再随心所欲地收拾他们。我和他聊得很痛快,聊海湾战争,臭骂美国佬。

  这时,有几个醉醺醺的穿西服的日本人围住那群拉美歌手。一个醉鬼不知为什么亢奋了,搂住那弹吉他的小伙子又蹦又跳,其相丑恶难以形容。吉他手不知所措,因为那丑恶醉鬼付了钱——我想起一个打工朋友说的话:日本人真是连男人也要调戏一番的动物。我和那伊朗小伙子停住了闲谈,看着狗像前那歌摊。我们都有点紧张,都不知那几个拉美歌手会怎样。在这个无耻的世道,人心很像火药库,爆炸只需非常小的一个火星。

  但是,歧视如果有强大的贫富为依据,歧视会被社会接受。爆炸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背叛了的社会太冷了,不给你一个炸的温度。

  那拉美吉它手腼腆地、好不容易甩开了穿西服的鬼子 他也一样,在这样的世道里人没法子炸,哪怕让鬼子“调笑”一通。

  我看着这一幕,猜测着换了我会怎么样。伊朗小伙子盯着这一幕的眼光阴沉,我一时无法判断这12伊玛目派的青年在想什么。

  ***

  那一年我家最怕客。准确地说,是我和额吉两人厌恶客人。那个冬天的客人中,有不少人有那么一点像涩谷狗前面的西服醉鬼:说他坏似乎又没有坏到该揍他,说他不坏他一丁点儿一丁点儿地欺负你的心。额吉是一切的原因,因为她的出身问题(她已经是老太婆了还是逃不开出身!)弥漫而来的不祥空气,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整个冬天我心情烦躁。冻硬的牛粪绊着脚,羊群渴盐硝已经急得啃围毡和车辕了。天空一连两个月阴霾不开,不下雪,只是白毛风刮得积雪一天比一天硬。下午4点钟羊群回盘, 我们忍着冻忙着圈里圈外的活。最后忙碌完了钻进包门时,冬日的草原已经漆黑了。这种时候人全心全意想着的只是热腾腾的羊肉面条;而往往在这种时候不速之客报门进来了。

  如果是能称之为朋友的客,人谁都不乏好客之心,更不用说牧人。但是若来一种心理上怀有一分欺主之意的客,那一天唯有的喘息和暖和就算完了。

  70年代初,草地上很盛行这一套。成群结队到了一家门口,进门后热热闹闹地扯皮,气氛快活融洽。而主人多是四类分子、牧主富牧——贵客临门赶紧张罗还唯恐不及,谁还会去计较微乎其微的心理!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写到过这种天天迎接欺主之客的人,他每个月打发这些来客要用一二百斤粮食(《北望长城外》)。不用说,这一套是轮不到我家的,因此那时和以后很久我都没有认真思考过人性的这一面。

  我住的阿洛华哥家轮上的,是近似歧视的一种交往。我当时只是极端地反感,但是狗咬刺猬无处下嘴,像那个在涩谷卖唱的拉美小伙子一样。然而,老狗吉里格可是不管有刺无刺,该下嘴就下嘴。它老透了,老得失去一切判断和分析的能力,老得鼻头眼睛粘糊糊分辨不清,它只凭一个大致的好恶,并且本能地行动。

  那一天是个晴天,羊群疲惫地走不远便大嚼起来。中午我哥来换我回家喝茶,我就离开了羊群。

  拴马时看见牧民A的马,配着他漂壳的银鞍。我进了包,看见额吉正在招待A喝茶。我端起茶碗顺便坐在门坎上,和A问答了几句。

  这一天的A和往常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喝着茶,扯扯天气膘情,草场营盘,半个时辰后他告辞了。

  吉里格突然一口咬住了他的腿。

  A惨叫(该说是惊叫) 时,我们都没有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一向蹲踞在毡包南线面对辽阔原野的吉里格,不知什么时候守候在门口,而且似乎等侯一般把大黑脑袋紧凑着门槛。很久以来,它不吠叫了,有时无缘无故地低吼几声,嗓音浓浊,分辨不清它的心情。它闷声闷气就是一口,咬住了A刚刚迈出门槛的靴子。

  我反应过来以后马上想到的是: A不会受伤。吉里格的牙齿已经全坏了,以前我也曾被它咬过一次, 毡靴筒上只被它的牙床嵌出几个小坑。但是,A似乎受了不可思议、无与伦比的巨大惊吓和摧残,他好像被咬漏了脑壳,那藏着已经很久的邪恶一下子泄了出来。

  他抡起马棒打狗时,我的嘴角还残留着一点笑;额吉甚至还带着歉意地替他呵斥吉里格。“滚开!……你这疯狗!……打,狠狠地打!”额吉喊着。

  但是, 打狗的客一旦动了手,就不仅仅只想出一下气或挽回一点面子了。A打了几棒以后,发生了一个倏忽间的变化;他动怒了,决心要打个痛快,打出威风来。

  我特别记牢了这个瞬间闪过的变化。这就是那种谁都知道、但谁也不说出来的真实。 A与我家住得太近了,他和我哥的往来太频繁了,草原上今冬阶级复查的风刮得太紧了, 四下里议论我们这个包的时候那敌意太明显了。A并不是自动与我们住得这么近,草场是官们划分的;他和我哥并不是朋友,接触多只是因为住得近;他是无可争辩的贫牧成分,他犯不着让那股蔓延的敌意也沾上自己的身。我牢牢看清了他要抓住这个碴口与我家来一场矛盾纠纷;尤其今天是晴天,家里只有老太婆一个人。

  一两分钟之后, A怒吼的词汇已经变成“杀”,他咆哮着:—定要杀了老狗吉里格。

  他抡圆了马棒(乌珠穆沁的鞭子都有一截圆木棒,有些人则用长马棒当鞭子),疯狂地打狗了。吉里格看不清楚,所以躲闪很慢。棒子重重打在老狗的肉体上,发出噗噗的钝声,狗看不见,便不躲闪,我听见它喉咙里咕噜噜地低声吼着,声音又粗又重。

  ***

  第二次我遇见那位伊朗小伙子时,他是单独一个人。涩谷狗像前人很多,日本学生们正等着黄昏降临,然后去寻欢作乐。我和他谈到12伊玛目,谈到中国境内的塔吉克。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完成了朝觐的哈智,他对此很自豪。我问他是住在城里还是乡下,他说现在住在德黑兰,小时候在乡下放羊。

  说着放羊的时候,我们都瞟了一眼那条铜狗,谁也没有说什么。

  还扯到女人,伊朗人在日本都是单身打工,不带家属。不管合法的工或是黑工,他们的目标是挣上一笔钱就走,谁也不与这个国家过多纠缠。这一点与中国人非常不同。伊朗人只要日本人的钱,他们要做伊朗人;而中国人没有这么简单的原则。他反问我,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女人在日本,“她们都坐上出租车了吧?”他问。

  我们都笑了。这是个挺惟妙惟肖的描写,虽然有点尖刻。但是笑了一下就作罢了,我和他都心神不定。半晌,他说,他要回伊朗去。

  我问:工作没有了?

  他凝视着我,点点头,接着又说道:“没有房子住。”

  我无法回答一个字。劳动力缺乏的东京,自由租赁房子的东京,我们实在是太熟悉了。谁也不说、谁都清楚的是人对人的歧视。一个岛国居然歧视诸如波斯、中华那样大的古国,我们也曾奇怪和不解,但世界就是这样。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那位伊朗青年。我俩没有去说不愉快的事,我不愿追问他怎样被不动产商人拒绝租房,也没有追问他怎么找不到工。我俩能找着快乐的话题,更重要的是,在彼时彼刻,在那群男女包括那条铜狗中间,我们俩之间的平等和尊重是真挚的,没有染上一星肮脏的歧视病。

  那天分手时,我觉得钢狗是虚伪的,狗的雕像不应该如此,因为忠实的狗遵循的是一种人类学不会的原则。但是关于怎样塑立一个狗的塑像,那天我没有想清楚。

  身躯高大魁伟的伊朗——波斯小伙子消失了。我和他的邂逅已经结束。在灯光闪烁的涩谷,他的背影非常俊美。这美消失了,但是没有被歧视人的世道玷污。回到他动荡而贫穷的故乡以后,他要负起沉重的生活。但那生活毕竟不会这么压迫心灵,我想着不禁为他松了一口气。

  伊朗人的思想是正确的。忍受妻儿分离的苦楚,挣它一笔钱便一去不回。不留下一丝一毫的情感和企望给他们,一切都寄托给自己的、像人一样的生活。高原的牧羊犬和美丽纯洁的波斯女人在等待着,在离开之前确实无需回顾。

  他根本没有再看那铜狗一眼。他住在都市但生于牧羊人之家,我猜他一定也曾养过几条出色的好狗。在我和他之间这种似有似无的交往中,他从来没有提起铜狗一个字。或许,他只是视那条狗为一块铜,一个装饰,一个符号,一个形状,他内心深处根本没有认为那也算一条狗。

  ***

  勃然大怒、 复苏了体内对我家的蔑视的A,可能不再认为吉里格是一条狗。衰弱的吉里格已经不会躲了,一动不动地立直身子,低垂着黑毛茸茸的大脑袋。马棒打在它的背上,打得它一晃一晃,但是它不会躲,不逃开。它浊哑地呼呼吼着,那声音——后来我久久回味过,但至今我不能讲明那声音里充斥着的,究竟是愤怒、是绝望、是抗议、还是轻蔑。而A愈打愈轻狂、愈打愈滋长了欺负人侮辱人的快意。“杀了它!杀!杀!”他单调地骂着,充血的眼里闪着罕见的凶光。

  不知这一切都是怎样发生和转变的。A从吃惊(也可能还有疼痛)到发怒打狗,再到决心杀狗欺主——其实是杀狗斗主,他要制造与我家决裂的斗争——,仅在一两分钟之间就完成了。同时,在同样的瞬间里,额吉也从吃惊、道歉、呵斥吉里格,而突然地转变为要救吉里格的命。

  白发苍苍的额吉死死扑在吉里格身上,把狗压倒,用身体护住了狗。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简直不能想象,她居然会有这样的举动。

  A无法下手了。 他举着马棒,围着额吉转着,寻找能下手打到狗的缝隙。但额吉拼死地伏在地上, 掩护着吉里格,A被瓦解了,虽然他还在骂骂咧咧——这是他这一类蒙古人的伎俩。他显然被震惊了,但他还要掩饰,他不知如何收场才好,所以只好尽着一张臭嘴唇不停地动。

  我看见,侧面山岗上,笔直地冲下来一骑马。阿洛华哥发现了家门口的动静,他赶回来了。那匹马笔直地冲下陡坡,溅着一条垂直的雪雾。

  这就是我,刚满20岁时的我目击的一次打狗欺主。这也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看到对人的欺侮。那时我没有懂得这种罪恶源于歧视,我更不可能想象当时我认为已经被压迫得气闷的牧民,在未来也可能去歧视别人。

  这件事刀刻一般留在了我的心上。不论岁月怎样淘涮,直至今天我无法忘记它。也许,连我自己也感到古怪的、关于我和那位蒙古老人之间的感情,全是因为这个基础。有朝一日,倘若她的后代远离了那种立场和地位,或者说倘若他们也朝着更低浅、更穷的人举起马棒的时候——我和他们之间的一切就将断绝干净。

  阿洛华哥马到门前, 为A造成了下台阶的机会。他不用尴尬地对着一个褴褛的老太婆举着马棒了,但是他可以同儿子继续斗。

  我没有介入。我哥的囊脾性早叫我烦透了。他是绝不敢一斧子、哪怕是一鞭子抡向A的。 隐隐伴随了他多年的低下地位造成的软弱,使他也练就了一副嘴皮子。他只敢说,决不敢动——两个汉子吵了个天翻地覆,吵到太阳下山,A累得回了家,但是不仅没有惩罚也没有决裂,一个月后A又恬不知耻地常来常往了。

  A来串营子时,不敢用头往包门里钻,而是用屁股拱开门,倒着进包。我看见他就恶心,不过,这种人太多了,我后来也就司空见惯。

  其实吉里格睬也不睬他。 吉里格对A如鲁迅所说,采取的是最彻底的蔑视。 A以后每次来串包,都换不来一声狗叫。吉里格远远蹲在包正南方的草地上,正襟危坐,凝视着茫茫的草原。

  吉里格终于衰老得到了那一天。

  那是后来,有一次,它摇摇晃晃地觅食。那天太阳照得很暖。后来它晃荡回南面那片草地上,卧了下来。吉里格晚年的日子大致天天如此,在阳光下昏睡,因此谁也没有留心。

  次日,它还卧在那儿。

  再过了一天,它仍然卧着不动。我询问地望望额吉,额吉没有说什么。它那身漆黑的毛被风吹拂得掀动,我无法猜测它在做什么。

  吉里格就这样,渐渐地溶化在我们家南方的草地上。黑毛皮溶蚀了,变得浅谈模糊。我们仍然不去惊动它。最后,应该说它消失了,那正南方草地上只剩下一个架影,像一丛芨芨草,像一个黑黝黝的土包。

  翌年那儿真地出现了一个土堆,上面密集地长着意草。那一丛草比平地高出一具狗身,永远地留在了我驻过青春的营盘上。

  以后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我骑马走过那里,眺望旧营盘时,总是能清清楚楚地望见那一丛草。

  写这么一个平淡的狗故事当然不合时宜。不过我早就决心写写这件事。时宜是否引人堕落我不关心;但是一个新秩序正在这个世界上形成,流行的时宜也许使人忘记这秩序可能压迫自己,因为它公开打着歧视的旗帜。

  这一切方兴末艾。再写下去人会说这是故作危言。共鸣的消失,再次证明着人的变与不变。离开那条铜狗的伊朗小伙子,离开那条铜狗的我,都迎着生存、孤立、正义几个壁立的巨大质问。但是我们失去了人的参照却仍拥有狗的参照;我们能够找到答案,制造出有美的生存方式。

  无论处在怎样的时代,人类中的美从没有中绝。狗通人性,正因此狗才那样动人地追随,那样始终不渝。

  19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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