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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总之，马明心道祖生前把哲合忍耶教务传给了平凉太爷穆宪章，各种教史中记载一致。至于也门带回的衣扎孜，各书均未明确记录。以后，关于这批衣扎孜的记载和传说就更加含混暧昧了。关里爷书中保存的资料最为珍贵，但是他所提到的那一百颗晶莹小石子，和那十颗含义深沉的大石子，也不知下落了。 　　领袖马明心对于继承人的选择是宿命的。盖兰达尔去平凉查访的传说，说明圣徒马明心强调的是——主的意欲。大事再大，委托于前定则大事不难。只要那个人具备条件，“真主若要他成为沙赫，他就能够成为沙赫”。这种深刻的宿命论否定了许多庸人杞忧，也包括任人唯亲的狭隘血统论。所谓“他不知他，人亦不知他”的哲学味道很强的语言，与导师马明心另外一些名言如出一辙，洋溢着他的锐利而出人意料的风格。他明白他的哲合忍耶并非是靠着也门带回的几件东西立起来的，而是靠着自己的真诚、实力、契机以及命运建立起来。他自信，自刘介廉以后仅他是真主的卧里——他就并不指望继承者的能力和作为。对自己教门魅力的自信，对眼前处境的悲哀，使他并没有把传递教权当成头等大事。 　　这是一个正道隐藏的时代，这是一个高声赞颂者不能高声的时代。伊玛目·阿兰·穆宪章的任务仅仅是隐藏，仅仅是维持住哲合忍耶的一丝脉息而已。 　　人民的暴力主义 　　乾隆四十九年四月十五日，甘肃官吏忽报盐茶（海原）、靖远一带发生新教暴乱，时距华林山战事仅仅三年。 　　由于暴动之前已有回奸告密，因此起义从一开始便公开了其哲合忍耶面目，烈士马明心的关川穆勒提田五阿訇毫不掩饰地宣布：造反一是为马明心道祖复仇，二是反抗公家灭绝哲合忍耶。 　　华林山硝烟尚未散尽，清政府及乾隆当然记得哲合忍耶的风格。于是一路路调兵遣将，一道道严厉公文，大战之幕骤然拉开。 　　事在正月里已经酝酿完毕。据公家军事文件汇编《钦定石峰堡纪略》，田五阿訇于乾隆四十九年正月抵达靖远部署，决定三月十五日在礼拜寺里向哲合忍耶教众动员；同时田五阿訇又于二月联系其弟子李可魁父子，决定五月初五发难。因公家设置的回教“乡约”李应得告密，田五阿訇便仓促动手，穿上伊斯兰送葬的卡凡（裹尸布），把战火同时在小山、沙沟、鸡窝山、板窑沟、花崖湾、小红沟、新寨、打喇池等地，即兰州省会东北一线点燃。五日之内，已向靖远扑城一次，糜子滩坪潜伏的哲合忍耶呼啸而起。清廷震动，尝过哲合忍耶战争滋味的陕甘总督李侍尧畏缩不前。愤怒的哲合忍耶并无严整计划，只是如一股火焰在疯狂窜烧。 　　二十四日，田五阿訇于靖远狼山台血战中，腹部中枪，“是日午后，在马营水自抹身死”。他成全了自己求当舍西德的念想，在战场上归真时，起义正打满十天。 　　田五阿訇，哲合忍耶《热什哈尔》有过记载：忌日四月二十四应有悼念尔麦里。家属包括“母、妻、子、侄女等一十三名”就于四月二十六日被李侍尧杀害，地点是盐茶城。田五的祖、父、胞兄坟墓在小山地方，被刨挖扬灰。 　　战事稍一停顿。 　　以下引文都在《钦定石峰堡纪略》里。 　　在仅仅为了复仇的造反中，一个人称张阿訇的指挥者出世了。至五月，南线哲合忍耶暴民已至数千人；同时清廷侦知——在一个叫做石峰堡的山顶土堡中已有大批回民眷属聚居。五月十一日，义军攻占通渭城，旋又放弃。通渭、伏羌、庄浪、隆德、华亭、静宁近十个县遍地烽火。沿途回民“弃其家产，潜往助逆”，“勾合接应，愈聚愈多”。 　　接着，在秘密钞本上屡屡见名的底店人，“千余户回匪俱于山顶安营”——这是一种信号，像华林山一样，绝处安营是决心赴死的信号。同样，“回民将家口搬入石峰堡聚集，多人持有器械”。这种行为并不是军事行为。甚至可以感到整个暴动都不像是军事行为。这是一些人在寻死——从起义刚刚开始，他们就向世界和后世传递了他们的心意：为主道牺牲。 　　五月十二日，清军副都统明善被击毙。公家人对此吃惊的心理，见于《钦定石峰堡纪略》。但是这种心理是此次战事中最多余的东西。官，对于人道来说是最下贱的存在，他们的性命也远远不如衣衫褴褛的贫民高贵。 　　五月十四日，对于新教这个敌手忧心如焚的乾隆恼怒难禁，将陕甘总督李侍尧革职。 　　负有斩草除根、灭绝哲合忍耶钦命的李侍尧革职一事，意味着公家企图消灭这个异端的设想已经破灭。近十个县内百数十座村寨山滩在一瞬之间起了燎原大火，这一事实使乾隆明白了——至多可以平叛，但是无法灭教。此后，公家指令新政策：不问教新教旧，只追参与叛乱。企图阻止哲合忍耶对“官兵剿洗回民”的揭露宣传。 　　六月十一日，清军兵分四路（其中一路是在三年前已经屠杀同胞的花寺兵），合围底店。回民“占据极高山梁，扎大营一座”，另有十几座堡寨互为犄角。人穿“白布号挂”即卡凡，首领“手执红旗往来指挥”。 　　几个时辰的苦战之后，回民溃败。失险之后，回民妇孺间杂，无法再战。投降——这一连哲合忍耶也无法避免的、无权民众的暴力行为的通常结局，终于出现了。 　　红旗教派的殉教方式，并不仅仅是战死一种。在强权之下，在中国，殉死者也常常不能逃避污辱。底店人在后来清查善后时的遭遇，清廷公家文件记载详细。依仗着中央的清查严令，后来人才能从地方官的汇报中悉知底店血案的全貌。清军新帅阿桂奏折中，先有周密计划：——“若令海兰察统领大兵前往，声势太盛，……难保无闻信惊疑四散逃逸”。于是决定派一个官小的侍卫明亮以“搜捕余贼为名前至底店”。阿桂亲自“面嘱明亮”，要他告示回民：你们以前不无杀伤焚掠之事，恐怕已经惹下仇怨，若回家也许有人报复你们。现在各地空房荒地很多，“今为伊等筹计”，不如迁居至那些地方，省得招人报复。然后，阿桂的计划是：“若该回民等俯首顺从，即派兵分起解送隆德县按名正法”，如果回民不中计，“即督兵剿灭”。 　　乾隆批复：“自当如此设法办理。” 　　于是，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初十——底店惨案发生。先是告示回民迁徙，“回民等俱称情愿迁移”；于是发兵，押底店回民前往隆德县。 　　十一日清晨，酌分数处，派兵严密防卫。即一面点名，一面正法，至 　　日甫全行办竣。共正法回民一千二百六十八名。凡从逆匪徒以次就戮，并 　　无一人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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