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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3)

  ——谁都说,现在这个时代,朋友愈来愈少了。

  可是我的朋友——只不过多是成了雕像的朋友,倒是多了起来。

  在这座不小心会说它没意思的城市,还有一座雕像不能不提。它和我莫名地勾连,似乎是深交的密友。

  不知始自何时,或许是从读过莫德在《托尔斯泰传》里写的一段话后,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这念头经过了整整一个九十年代,都没有变得淡薄。我在想像一个人,我对他抱着超出一般的敬意。他对我当时遭遇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参考,我一直企图贴近他。这个人(也许我说的是他的雕像),就是圣芳济各(San Francisco de Asis)。

  莫德的那段话,是在他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对托尔斯泰的思想行为进行知己的批评时写出的。他迟疑着,反对了人类史上的一种流脉——虽然高尚但注定失败的思想和行动。我读得出他写这一段时,有一种情感纠缠笔锋的心境。话语斟酌到如此地步,显露出他的艰涩选择。莫德如是说:

  但是托尔斯泰犯了许多高尚的智者在他之前所犯的同样的错误。他看出一件重大的罪恶,又愤怒又急躁,急切地接受了一种不适当的补救办法∶但在试验这个补救办法时却没有成功而是失败了。劝说人们离开人类生活的主流,而采取一条孤立的道路去拯救他们的灵魂这个办法,一次又一次地被尝试来纠正社会的弊端;但是除了普通人所走的普通道路以外,一切社会改革的道路都证明是死胡同。早期基督教公社是这样,伟大的圣芳济会运动是这样,托尔斯泰运动也是这样。

  不过,尽管莫德的忠告使我冥神苦想,但他给我更大的提示还是他列出的名单:早期的基督教公社,圣芳济会运动,托尔斯泰运动。

  对圣芳济各,他使用了“伟大的”一语。而那时,不知何故我正把圣芳济各想像成天主教的苏菲。他的清贫形象,他的褐衣麻索,他的秃落头顶,都和我心醉的伊斯兰神秘主义者不仅异曲同工,而且惟妙惟肖。

  当然我已学会留意事情的复杂性。谁知道在雕像的背面,没有藏着针锋相对的故事!有时我甚至暗想,我永远不能对他们——发达列强的文化,达到精确的把握!也许我的异国随笔,不过是我即时心境的记录,以及我善意的愿望而已。

  我怎能知道圣芳济各会的暗部?就如同伊斯兰学界,就算你啃完了一本弗莱彻的专著,你以为你就得到了火中之栗虎穴之子么?……我不熟悉圣芳济各的“伟大”的初期,更不清楚他的“失败”,但是我喜欢他如同圣徒的远影。维多利亚修士也一样,毕竟他的原则是新帝国主义战车无法逾越的障碍,如当路拦截的一座石敢当。

  人类就沿着这些人的脚印进步,毕竟第一步,是由他们迈出的。

  我每逢遇见合适的人,自然是基督教的信友,就朝他们打听圣芳济各。可是我那些朋友大都语焉不详。我还喜欢路过教堂时,就试着和神父攀谈。在圣塞巴斯蒂安,我们几乎靠这样的攀谈,和一个巴斯克神父聊得两相满意。但这在中国不易:他们在和陌生人交谈时,是敷衍的和警惕的。

  渐渐地,遥远的圣芳济各成了我心里的一个情结。有时,电视里出现了教堂或教士,别人正看情节呢,我却突然大喊道:“看!圣·弗朗西斯科!……”

  因为我看见了绳子,那条教士腰上束着的、充当腰带和标志的绳子。一定是他们:白绳子,打着结,褐色长袍……

  还曾拜访过一个叫“小兄弟”的修会。他们也穿褐袍,被称为Capuchinos——这个词正是北京流行的起泡咖啡的名字。神父自称他们与圣芳济各会类似,我却觉得绳子系法似乎不同。

  那天也没能畅谈:教堂正有一个集会,满街的白发老夫老妇,人拥人挤,我们要拜见的神父穿梭其间——还能指望谈什么呢?我坐在小兄弟会教堂的台阶上,消磨了一个冬日的下午。玻璃般的民主破裂了。暧昧的人道主义呢,大概被忘掉了。所有的人,不管怎么标榜民主的人都不吱声。一个新帝国,一个用原子弹武装起来的新十字军,正在指鹿为马,胁迫世界。

  记得我无所事事,只呆坐着,盯着小兄弟会的屋顶。

  在高高的尖顶上,一下午总是停着一只啄啄跳跳的鸽子。谁知道我的心思?谁理会我对他们——圣芳济各、马明心、托尔斯泰的追究?这一杯Capuchino不喝也罢,满意的答案,怕要走一趟阿西西才能找到。那只鸽子不时跳上十字架,又跳到一个褐衣教士的浮雕。我眺望着鸽子,心里茫然若失。

  San Francisco!……我暗自念叨着。不知为什么这名字惹我喜欢,它朗朗上口,有一种亲近的感觉。

  那天我还没有看到圣芳济各的雕像。

  在萨拉曼卡找到雕像的那天,是在维多利亚修士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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