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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一个印象浅浅地，但是镂刻着。在我淡漶的记忆中，一丝震惊像永远鸣响的警号。即使那时还不谙世事，即使当时身处与他对立的营垒，即使后来听说他还触碰过更大的禁忌，我仍不能想象：那篇文章的作者居然会被枪决。 　　前些年看多了善人们的忏悔表演。那些沉思冥想的作态不值一文。我想，真的忏悔并不用词语表示。它远比人想象的激烈得多。它是一种宣言和战书，是自寻死者的风险，是踏上死者的立场。死者不需要道德文章，但他们渴盼有人继续他们的奋斗。 　　我不仅不认识遇罗克，甚至不熟悉他的故事。他于我只是1966年至1967年的那个印象，如一个陌生的符号。但我知道，没有谁能如他，数十年如一日在我的灵魂暗处，一直凝视着我。 　　不消说他若活到今天，无疑是一名作家。那么多不适当的人都成了作家了，他怎么不能呢？但他倒在卢沟桥边的沟壑里，只留下了《出身论》。不能把这篇在苛刻语境里写下的文字，视为他表达充分的遗作。他留下的遗产，是拒绝对人歧视的立场。 　　多年来，在无人知晓之间，每逢踏出关键的一步，每当面对思想的抉择，我都感到与他发生了对话。因为对人尊重或歧视的命题，并未因为祭坛上有他做了牺牲就已然结束。也许正相反，在更大的范围内，这个冲突愈演愈烈，它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在他惨死的几十年后日渐尖锐。 　　敢于反抗歧视，决意与被歧视者站在一起——在歌舞升平的此时，如招人耻笑的一种怪谈。但它又确是知识分子优劣的标尺，是戳破伪学、伪文学和取媚体制的伪知识分子的利器。哪怕恰是那些人，多把遇罗克挂在嘴上。 　　我想，若是对死者的悼念，只是替换成新形式的歧视他者，则卢沟桥的冤魂就只能抱恨了。那至少是对逝者价值的轻慢。但是不会，死者的强大启蒙不会允许，四十年前他殉死的刺激，宛似大地上撒下的种籽，只要遇上气质类近的人，种籽就孕育胚胎于土壤，早晚破土而出，发芽抽枝。 　　在如此沉重的一篇文字里涉及自己，首先会使自己感到不能容忍。但是，当我在80年代末，看着自己的双脚走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的时候，我确实感到过一种踏实。因为那时我的心里似乎掠过了一丝欣慰，我意识到：也许我可以面对那位陌生的死者了。和一个受到曲解、歧视、压迫的群体在一起誉毁与共，尽我微薄之力，还他们以尊严——原来这就是我苦求不得的形式！这就是我的忏悔，它更是尖锐的挑战。我忍不住莫名的兴奋，再也没有走得犹豫。因为我相信，这种位置和处境是能经受住遇罗克的审视的，它远比那种欺世骗人的忏悔作文更具意义。 　　我不知道，我有时忍不住想对他说——当气质类近的人真的走来，真的选择了被歧视的一翼、真的加入了低贱者的阵营、甚至也赌上人生直面着卢沟桥的风景时——是否就完成了宿罪的清算，是否就做到了对他的告慰。 　　悼念也不是虚伪的赞美。有时候，思想的试炼，即便对死者也不会放过。这是一个有点苛刻、但饶有深味的话题。不止一次，每当念头集结到他身上的时候我总禁不住想：若是他活到了今天，他会走到哪一边去呢？ 　　他在自己的早期思想之上猝然倒地。他完成了自我，没有再面对以后的一系列历史拷问。然而继他而来的人必须正视这些，因为历史不会原样重复，他反对的特权与歧视，会不断地变幻旧貌新颜。我们想念着以前的他，选择的却是纷杂眼前的路。 　　记不清多少次和旧日的朋友谈到过他。我试探他们对这件事的心思，想知道他们是否也心怀负疚。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该对他感到更多的责任。但是人大多习惯了活得轻松，一如他们也并不觉得应该对巴勒斯坦的受难﹑对阿富汗或者伊拉克的亡国、对伊朗的遭受威胁忧心忡忡。他们不同意60年代的中国教训之一，即对人的歧视乃是一项严重的罪恶；正如他们不同意——新帝国主义的世界控制战略与阴暗的他人歧视思想互为表里；他们反对——今天对新帝国主义的抗议，是正义知识分子的人道原则。 　　遇罗克会怎样分析每天流过电视屏幕的、严峻而恐怖的现实呢？他会怎样坚持自己抗议歧视的思想呢？我们无权这样追问死者。但是，又确实存在着对民主本质的追究。强加给人类的不尽的艰辛和流血，要求着一种思想的进步。 　　我们已经看惯了一些所谓斗士，从民主的火线突围，却钻进了帝国主义的裤裆。尽管历史已几度周折，帝国主义已几次撕去民主的面皮，但他们却依然老经旧调，既没有清醒地分析大局，更没有反省自己的生存——由于他们系前途命运于帝国主义之卵翼的存在方式，他们的启蒙，被启蒙的本质否定了。他们呼天抢地扮演的悲怆角色，已经变质为帝国主义正当性的注解。 　　遇罗克与他们之间，存在着不易察觉、但是区别巨大的不同。我以为这一强调是重要的：遇罗克民主思想的核心，是抗议对人的歧视。回味这种色彩和立场，它悲哀而坚硬，它属于漆黑的下九流，无缘附庸上流的精英味。他写过的那部作品，只是被践踏污泥的、卑贱一族的争辩书。这种归属，本质上反叛着上述的“豢养”，甚至与强势的世界不能共语。被歧视的卑贱地位，可能养育一种深刻的尊严，也可能导致更可悲的下贱。对他的思想所处立场的留意，使得我总想窥见他的来世。 　　作为他的承继者，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变本加厉的各样歧视。对人的歧视并没有随着上个世纪的结束而收敛，反而从新世纪降临伊始，就大肆地全球蔓延：对弱者﹑对少数﹑对他者的权利﹑对贫瘠的第三世界﹑对不同的文明。从民主渴望开始举步维艰的启蒙，又悲剧般迎对着侵犯和抹煞他者文明的神圣十字军同盟，正如迎对着当年神圣的“阶级路线”。 　　每年几次，凡是去卢沟桥墓地的时候，我总是顺着老人的指点，试图寻找那个地点。隔着一簇簇穆斯林的土墓，隔着一条土路，据说就是枪毙犯人的刑场。他是倒在这里么？他是被打在头部么？忙着自家的扫墓，想着他的故事，我的周身掠过异样的感觉。距离危险和残酷居然这么近，这不能不使人联想怪异。 　　无论如何，他的故事所挟带的血腥，使追随的人心怀紧张。卢沟桥原貌未改，仿效他危险而困难。我们是在空隙宽阔的时代，重温他的遗产、并决定要走他的路的。歧视似乎远远淡去了，也可能正乌云般啸聚，加紧其全球化的过程。比起他，一切都没有多少改变，甚至失去了思潮的拥簇。不过这不是一个非要劳神的题目；道路自会引领着人前行，弱者和英雄，当他们在走向卢沟桥的时分，结果会相差得很少。 　　仅以这篇小文献给遇罗克的冤魂，并纪念红卫兵诞生的四十周年。 　　2006年初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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