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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


  渐渐地,公民馆内的群众,就沉浸在不可思议的摇荡中。打着拍子,唱着叠句,我渐渐也兴奋而陶醉。不仅在告别的日本旅次、能再听到他的歌是难得的享受;而且,看到自己多年追随的艺术前辈最终成熟,也是赏心悦耳的快事。记得那个时期,包括在东京为他写CD《信康》解说时,我暗自想找到劝诫他的话语。希望他不要幻想几句日本号子,能替代亚洲浩大的民间音乐。而此刻我却想,人都是唯有故乡最亲切,何必非要强求他呢?他自有前定的路。十四年不见,瞧,他不是把日本的号子,敲打成了一种新歌!

  歌王老了,帅气未脱。他还是满嘴自信,一股子虎老不倒威的派头。他没让我发觉一点暗色,虽然多少还有些捉摸不定。平野、吉田、九十年代的竹鼓乐队一字排开在他背后。看来他确实选定了“嗯呀咚咚”,而且竹子也不能算什么拳套。他的姿态非常放松,开口不断笑话。在多治见的那个晚上,在最后的注视之后,我终于相信了他。

  这“相信”不好解释,它很复杂,包括了人格和政治的可靠,还有艺术的资质和方向。在松户的时候,他曾经提着一个小包,到我寄居的简陋小屋来玩。我借来了吉他,但没有开口要求他唱。小包打开,原来里面是各种音调的口琴和琴架,他折断一根筷子,用绳子绑紧,压住琴颈上的弦。

  “先给孩子唱一支,”他说。

  接着,贫寒的松户小屋里,就响起了那有名而动人的、用关西话唱的《郁金香别针》。

  那时,我的女儿才只有九岁。一个大名鼎鼎的歌手紧挨旁边,使她感到新鲜和特别。她摩挲着口琴,怯生生也想试试。那一晚冈林唱了很多,换下口琴时,他对女儿说:“一会儿送给你。”

  后来,那支C调的口琴,就成了女儿的珍藏;若干首冈林信康的歌词,也成了她的日语词库。

  有时我感到吃惊,对最初介绍了他的小德地,我总觉得有些抱歉。当然我知道最高兴的就是他,因为他觉得年轻时为中国朋友做的一点事,最终被证明是值得的。

  回国后不久,冈林信康要重登“野音”的消息,就开始在朋友的电子信件里不时出现。

  1971年在东京日比谷野外音乐堂他举办的音乐会“错开狂放”,给日本音乐史刻上了重重的痕迹。时过三十五年,他宣布在原来的场地、以他“嗯呀咚咚”的新潮、以他六十岁的年龄、冬行夏令、再做一次不合季节的开花。

  我已经远在中国,静静等着他的消息。

  日比谷野外音乐堂,可不是大庙的本堂、小学的体育馆、镇上的公民馆。它是东京最大的演唱场地,地位有点像北京的中山公园音乐堂。那是一个真正的大场所,他能得到足够的回应么?

  他这回把“冈林”用谐音写成“御歌噼子(Okabayashi)”,演唱会标题全文是“御歌噼子信康/狂放错开2007”。

  但是经历了多治见的现场之后,我感觉,自己已经能够判断他的“野音”。他一定会动员一次同龄人的“新长征”,以回敬企图冷落他们的时代。在整个九十年代这么做都不合时宜;而今天,在日本,似乎可能性已重新降临。

  一共有两个朋友,主动来电子信件告知北京的我,说要去野音听他唱。都是那种稳重型从不狂热的朋友,我读了信,只轻叹口气。后来他们都来信介绍现场情况:一个来信说在现场鼓掌,“把手都拍肿了”。另一个来信说,冈林那天把歌词唱错了不少;NHK给他的演唱会做了一期节目,但删除了他重视的“嗯呀咚咚”,只留下吉他弹唱的旧歌。这封信,带着可惜的口气。

  两封信加起来,能大致完整地,描写了那个晚上么?

  感觉很奇特。我就像人在现场,什么都没漏掉。对他们的描写,我姑且听之。我暗想还有更重要的没被他们发现。

  除了这种莫名的自信,我的听觉集中在全不在此的另一个冥冥世界。直至他62岁的此时,听众终于明白了:他的本意,就是只做一个歌手但是歌,以及唱,却让他走过一条险路。他已经把一切,都在激烈、单调也古怪的竹木笛鼓之间,孤注一掷。

  这穿越险路的本意,就是回家。六十年代的征途行者已经疲惫,他们要回到家乡母语,要回到日本怀抱。听着一阵阵的凄厉的竹木号子,我捕捉到了其中的激烈、伤感还有依恋。

  添写如下一笔或许多余?

  以往,当目击或听见人们批判他放弃抗议歌曲、强求他重唱诸如《朋友啊》《山谷布鲁斯》的时候,我不仅表示对他的理解,而且更尖锐抗议——听众与受众的残酷。“艺术及规避”,我甚至用这样的题目解释冈林信康,说明艺术的本质,使它拒绝哪怕进步政治的裹挟。我想强调:一味对艺术的前卫索求不已的社会,这索求常不是思想的追寻,而是一种消费的贪婪——它对艺术家而言,无异于吞噬的怪物。

  但是,我也一直觉得自己言犹未尽。

  因为,尽管艺术对社会的消费逼迫,有权拒绝和对之嘲讽,但并不是说艺术便不需要基本的政治立场。当世界陷于不公平和屠戮的惨剧时,艺术家更要紧的责任是率领公众的抗议。

  是的,不休不止地“寻求三十年前的政治歌”,是停滞和变态。但是,若非三十年前而是眼前此刻发生了——压迫与屠戮、恐吓与掠夺、特别是发生了侵略的战争——艺术家是否还应该佯做不知、不闻不问、规避三舍么?

  我更想具体地问:如果听众并不要求三十年前越南战争时的歌,而是希望歌手唱出对正在眼下进行的、美国对世界的新侵略战争的抗议——艺术家是否依然认为:这是危险的政治化,艺术不能迎合它?

  我深深理解——-艺术是一种愉悦的目的、写作是回归故乡的途径。但是,如果在天下存亡之际,依然强调小我无视大义,这样的艺术是自私的。我几次亲眼目击过听众求唱“三十年前政治歌”、与冈林本人的顶撞。唯有他们,从1984年的EggMan到2007年的野外音乐堂,一直在倾听着、一直在追随着他。

  他们三十年一日的真挚,难道不能给艺术家一点启迪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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