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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日本的阿拉伯赤军事件,是一次袭击更是一声呼喊。哪怕嘶哑难听,那一次,巴勒斯坦的心声,是用日语喊出的。世界虽然吓得一阵哆嗦皱起眉毛,但世界已经不能假装没听见。无数人因为它理解了巴勒斯坦问题,包括穆斯林,包括中国人。它既然由世界另一角的日本人做出,也就成了世界对巴勒斯坦问题认识的、一个深刻的注解。

  同样,固执地要写这一节的我,也是为着这一点拿起了笔。巴勒斯坦问题并非是人们在电视控制的时代,晚饭时瞟上一眼的佐餐谈资;更不是不觉间被谁灌输的、落后的阿拉伯人的又一条坏消息。巴勒斯坦问题是世界上纷争的最主要起源;是世界硝烟滚滚的主要原因。一些勇敢的日本青年在70年代之初、企图投身解决的这一顽疾固症,今天已经扩散到全世界,成了不治的癌。

  抗议日益右翼化的日本,也是赤军重提的原因。

  二十世纪的革命,是对50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对500年的世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秩序——唯有的、唯一的颠覆。同时,迎对着日本国家的奴役邻人凌驾亚细亚的百五十年险恶历史,唯有"阿拉伯赤军"大反其道、大造其反,放肆地嘲弄了"脱亚入欧"的殖民主义道路。

  顾名思义,阿拉伯赤军是投向阿拉伯、也就是投向亚洲母亲怀抱的一群日本儿女。

  1972年,重信房子在贝鲁特接受李香兰采访时,曾说及一个"日本人不会为别国人去死"的旧意识。

  狭隘的民族意识,在一刹那被打碎了。那些年轻人,他们以年轻的生命,从阿拉伯换来了传奇、荣誉和贵重的好感,回赠给自己的日本民族。我想,日本可以拒绝这一回赠,可以用法律的名目否定他们;但日本必须正视——"阿拉伯赤军"代表的、"归亚"的方向。

  在这个意义上,锲而不舍否定革命的工程,是注定徒劳的。因为控制、压榨、不公和不平、人追求真理的天性,这一切都会推动思考,使人们重新尊重、甚至重新选择革命。阿拉伯赤军以一种日本方式证实了这一可能,其慑人的力量,远非侏儒与党棍能否定。

  ——回顾他们的实践和勇气,我只觉得羞愧无地。在他们的影子下,我唯觉自己的渺小。独自看那个电影的夜里,强烈的冲动撞击着胸膛。在标榜革命和共产主义的中国,不能无人传达他们的讯息。

  责无旁贷,这是我的责任。他们能不怕粉身碎骨,我也不怕老鼠大军。我不愿——连"爱"这个字都不敢说出。我要一吐为快,歌颂瞬间的光荣。我总算写出了这一篇。这是招致围剿、毁名丢利的一篇,但这更是我的文学年表上重要的一篇。

  我早就分担了罪恶感的齿咬。在那太激烈、太庞杂、太短暂的历史中,辉煌和阴暗、罪过和功绩,纠缠得难解难分。一切都属于他们,一切也都属于我们。

  "阿拉伯赤军"——他们不过用犯规的嗓子喊出了真相、用极端的手段强调了公正。他们衣衫上满溅的血污,使人忽视了他们捍卫和平的初衷。挺立在一浪浪推来、企图把革命诬蔑为一种恶魔疯狂的、四十年不休不止的帝国主义宣传之前,它提供了一个真诚的例子。它告诉了人们革命的合理,革命中人的牺牲、路的狭窄、情感的沉重、种种的不得已。

  从桦美智子死亡到重信房子被捕,在厚厚的日本左翼史的案卷中,我想,能忍受住苛刻的历史审视、能俯瞰侏儒的世论、能使追求正义的人敬服、并成为他人生参照的,或许只有"阿拉伯赤军"这一页。

  这一页平衡了厚厚的一本。

  (六)

  那么,对思想贫穷的我们来说,还有什么遗产可言呢?

  不尽的悲剧一直在说:激进的革命思潮,只能导致非合法、暴力、炸弹,它是一条无望的绝路。所以,抗议和反体制的倾向,是不可取的。

  时至如今,已经没有谁再为革命辨护。已经很久没有清新的词汇诞生,刷新这贫乏的话语了。

  何况——整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面。

  鲁迅讲过这种微妙的心理和思路:革命的伙伴派他去暗杀,他不习惯,也不愿意。结果,没有去就回来了。

  一个选择的黑影,悄然但严峻地隐现在前。虽然形形色色的行人过客,终其一生,都未曾与这样的大命题相遇。

  鲁迅说的是最深的心底话。他最初曾把这种心情向增田涉透露,后来又对许广平讲过:他不喜欢刺杀之类的手段。虽然他一生都为反叛和异端辨护,但他坦白:他不喜欢那样的方式。

  究竟是否存在——以"和平"为手段执行的"正义"呢?和平主义的、非暴力和拒绝流血的道路,它存在么?究竟为什么,和平与正义这对孪生的姐妹,却像是相悖的分歧?

  在这样的思路上苦苦寻索,就会与另一些日本人相遇:比如记者本多胜一,比如影星李香兰。

  1.

  对中国人来说,或许更雄辩的是李香兰。

  被想象成嗲声唱着靡靡之音的、满州国电影明星李香兰,怎能和极左派恐怖分子岡本公三、还有重信房子扯到一起呢?

  谁敢相信:正是李香兰,曾经首先推动了日本的良知,在七十年代率先把目光投向巴勒斯坦。

  李香兰(她的日本名字叫山口淑子)在那个时代担任电视主持人。几乎与日本的阿拉伯赤军同时,她意识到巴勒斯坦问题的严重,并进行了对巴勒斯坦的采访。归国后,写了一本《谁也没写过的阿拉伯》。最近,她又在自传《生于李香兰》中,再次为巴勒斯坦人的苦难、甚至为"阿拉伯赤军"表示同情和辨护。(《谁也没写过的阿拉伯》、1974年,产经新闻社,《生于李香兰》、2004年12月,日本经济新闻社)

  读着这两本书,心头的感动是异样的。感觉居然和读着赤军的史料一样。这昔日大红大紫的明星,用娓娓的女性语气,毫不迟疑地呼应了——站在被杀戮者的一侧、推动世界公正的观点。

  《谁也没写过的阿拉伯》扉页上,印着一帧她抱着一个婴儿的照片。照片说明写的是:

  "阿拉伯游击队的特拉维夫机场袭击事件后访问贝鲁特难民营。一个女人塞给我这个婴儿说:这个孩子送给你了,盼你把他培养成岡本公三一样的勇士!"

  后来,她又在自传《生于李香兰》的开头,更详细地写到这件事。

  在贝鲁特的难民营里,一个老太婆抱着一个男婴走向她,嘴里不停地讲着听不懂的阿拉伯语。翻译迟疑地用英语转译着,好不容易才弄懂,原来那阿拉伯老太婆是在说:

  "这个孩子送给你。带到日本,让他受到更好的教育吧。我已经不能回到巴勒斯坦了,但是盼能让这孩子战胜以色列,踏上祖国的土地……"

  (《李香蘭を生きて》P. 11)

  那一次,巴解人民阵线的发言人、诗人卡纳法尼特别给她留下了亲切的印象。卡纳法尼甚至给她起了一个阿拉伯语的名字:加米拉(Jamila),这个词的意思是"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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