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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子:东苏木以东

  这一篇文章,究竟怎样开头呢?

  百思不得其案。后来想到一个人,我想,没准那白发老头的故事,可以简单地说明这种复杂性?所以,我用这一篇做个引子。

  (一)

  初遇服部幸雄,是在一个读书会上。

  如今回忆着,那回讲演的组织者确是茉莉会。那个会名,意味着他们对喝茉莉花茶的中国的兴趣。讲罢时记得有鼓掌,听众们仿佛也满足。我虽然眉飞色舞,其实心情黯淡。曲终人散,我要的不过是赖以支撑漂泊的讲演费。那种讲演,那种对日本读书人胡扯一番乌珠穆沁牧人掌故的行为,于我虽是熟练惯技,但却常诱发莫名的烦恼——草原、我、日本,这三者之间,太不协调了。

  讲台下,一个白发的老头走近来,递给我一张名片。

  我和服部老人相遇的时候,全然没想到会与他发生一段友谊,更不能想象会因他激起写作的冲动。他走过来,对我说的话是:

  "您讲演时总说到:在东乌珠穆沁的东部,有一个新苏木。我怎么记得有噶黑勒苏木,有农乃苏木……而没有新苏木呢?"

  显然这是个熟悉东乌旗的人,但在日本这并不新鲜。我急着想回家,不想花费口舌。我哦哦着,敷衍着他唠叨的一串地名。但是他接着说出的下一句,不能不使我停住了脚:

  "我和你,在东乌珠穆沁,在同一个地方,送走了青春!……"

  他的那个"东"字不是用日语而是用蒙语说的,jū,说得特别清楚。这有点像我,总喜欢强调我们是在"东部的"乌珠穆沁插队、生怕别人误认我们是barān husuu (西部诸旗)的二等草原沙窝子出身。说实在的,最开始我怀着的是一丝嘲讽。虽然我意识到这个人与东乌旗有着纠葛。

  我端详着他,问道:"您在东乌珠穆沁住过?在哪里?"

  "在你说的最东边的苏木以东,你知道农乃苏木吗?"

  "当然知道。您说的农乃苏木,离我所在的新苏木,只有一百二十里,用公里算是六十公里……在一九六九年的冬天,我骑马去过那儿一次,但是它已经叫做……"

  这就是我和服部幸雄老头的第一次谈话。

  他满嘴的苏木,就是蒙语的"庙"(sum)。他会说一点蒙语,尤其喜欢反复地用蒙语说东乌旗的一些地名。我也喜欢这样。那天有点像比赛谁说出的蒙古地名多,而不是要交流青春。我恍惚听他自我介绍是当年的关东军,就住在我们公社以东的、过去叫农乃庙的乌拉盖牧场。

  当然,关东军听不懂公社化以后的地名,而知识青年也不熟悉寺庙的事。幸好我当年对什么都感兴趣,多少还知道几座喇嘛庙;否则在日本还真没办法和"下乡"的关东军对话!

  服部的话题其实并不多。聊起来,有时不知他是陶醉于蒙语,还是暗中回避询问。接触多了,甚至我觉得他是个封闭很深的人。不过是因为我讲话中提及的地名离他的记忆太近了——这使他兴奋。至于这兴奋本身究竟是什么,它导致什么结论和思想,他不清楚也不在意。好像,他也找不着词儿,所以酸溜溜地只是唠叨"送走了青春。"

  您是日本关东军,我是北京新牧民,咱俩能算有共同青春吗?顶多是有着共同的青春地点而已!……我暗自揶揄。那时人在花之东京,那里无奇不有。应酬一番之后,我便忘掉了他,不管他怎么在农乃庙吃过奶豆腐。

  (二)

  好像接到过一两个明信片,依稀写着服部的名字。回国后有一两年,偶尔感到他似乎在寻找我。但那时对一些语焉不详的来信,我不仅顾不上回复﹑甚至不在意是谁寄来的。直至有一年电话中响起他的声音,互相已经说了一阵子,但我其实并没想起这个"服部"是谁。

  不过,再次见面后"东"乌珠穆沁的话题,又使我们热闹起来。

  他大咧咧地盘着腿坐在中协宾馆的沙发上,语气短促,滔滔说着。一头银发散乱,只是嗓音和那年东京一模一样。他不在意地说:"他们总想让我讲过去的事,我不答应。"边说着,他一边靠向我:

  "他们怎么会理解呢?"

  那口气给人一种暗示或误解。他好像在说:理解他的,唯有也在"东乌珠穆沁"打发过青春的我。不能说没有一点感动。很难总是敷衍,我开始想了解他了。"您那时,名义上是关东军……"

  "关东军情报员。"他正式地说。这个词,即便后来若干年后和他畅谈了若干次,我也没有完全弄懂。什么什么"员",就像"研究员"一样,并不标明阶级学衔,只是一种职业性质的描述。

  "那么在乌珠穆沁,具体地说,您那时干甚么呢?"

  "那边是外蒙古,嘿,苏联军。我们趴着,嘿。"

  他双手握成望远镜的筒状。观察哨?把守国境?……我再追问时,话头已经移开了。"哈,霍洛特,好吃吧?哈哈,好捏,吃过吧。"

  霍洛特(horōd)是奶豆腐,好捏(honi)是羊。"当然吃过,"我烦他打断了关东军的话题。但我觉得他倒不像闪烁其词,而不过是要享受说着这些词儿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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