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大地(69)_杨志军

六九

　　父亲说：“都是牧人的孩子，家长没钱，买不起，孩子们现在只是有被子盖，有衬衣衬裤穿，但还是裹着藏袍，有的夏天布袍冬天皮袍换着穿，有的一年四季就只有一件皮袍。”

　　汪校长沉吟着：“宣传队的人首先要勤换洗讲卫生，干干净净才能上台。这样好不好，不管他们能不能带来原先的被褥，我们再给他们每人发一套新的。外衣和衬衣由学校统一定做，就当是校服。至于裤衩肥皂之类嘛，我看是这样，学校给他们每人每月发六块钱的津贴，就跟当第一年兵是一样的，他们缺什么自己去买。”

　　父亲看看才让，两个人都愣了：喜出望外，六块钱，那是很多很多的，可以买三条半背心、十条裤衩、好多好多肥皂，要是不乱花，攒起来，能办许多事。父亲说：“这样就太好啦，什么都解决啦。”

　　才让站起来，给汪校长鞠了一个躬：“扎西德勒。”

　　寄宿班的转学办得很快，最大的障碍是附中不愿意撒手。汪校长请了省文教办的人去说服，三番五次之后，也就同意了。文教办的人说，你要下些功夫，争取办成全省第一流的宣传队。汪校长说他就是这样想的。实验中学的条件果然不错，住宿已不是教室改成的大宿舍，而是七个人一间的小宿舍。伙食是免费的，早晨馒头、咸菜、大米稀饭或者包谷面糊糊；中午馒头和米饭，炒一个或两个大锅菜，一般会有肉；晚上有时是炒菜馒头，有时是面条，有时是洋芋、豆腐、粉条、白菜的乱炖。实验中学位于市中心，多数学生住得比较近，中午食堂不给学生供应饭菜。这样一来，桑杰的畜产品站每月送来的三只羊和半头牛就只成了老师和寄宿班的共享，感觉吃到嘴里的肉还是挺多的。

　　寄宿班入学当天，就发了第一个月的津贴，量了每个人的衣服尺寸。发下定做的外衣和衬衣那天，寄宿班就像过节一样，满校园跑着找镜子，最后还是汪校长把我们带到了自己家里，因为只有他家才挂着能照见全身的大镜子。接着就开始了紧张的排练。排练已不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汪校长从外面请了老师，老师是原省歌舞团的，加上学校的两个音乐老师，共同负责节目的创作和编排，大家这才知道原来唱歌跳舞是有许多规矩的，好坏就看你符合不符合规矩。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再由着性子创造发挥啦，因为寄宿班的大部分人多少都有点天赋，老师说天赋就是天然而自发的中规中矩。我们的排练耳目一新。

　　春节，寄宿班没有放假，但比放假还要高兴，我们这群藏族孩子由汪校长亲自带领着去部队慰问演出，先是省军区，再是独立师，然后是青藏兵站部，去了机关又去团队，十天演了十二场，部队用最好的饭菜招待我们，我们吃到了用各种方法做出来的鸡鸭鱼肉。有一次正吃着，进来一个老军人，瞪着残羹剩菜说：“藏族人是不吃鱼的。”

　　我们面面相觑。老军人又摆摆手说：“没事，吃了就吃了，我也是藏族人，早就开始吃了。”

　　大概是演出格外精彩吧，人家不光好饭招待，还送了礼物：省军区给我们一人送了一套包括军帽军鞋袜子在内的军装，独立师给我们每人送了一件棉军大衣，兵站部给我们每人按尺寸送了一双羊毛的大头鞋和仿毛面的棉帽子，还有《毛主席语录》、《革命日记》、钢笔和茶杯，甚至还安排了一次打靶，让所有人对着百米外的半身靶，砰砰砰地射出了三发子弹。我们丰收了，不是财富是进步。很久以后我们才会意识到，这一次突如其来的转学，更像是又一个走向文明的里程碑。

　　此前，尽管父亲做了最大的努力，我们仍然不能算是真正的城里人，或者说我们比城里人还是落后土气了许多，我们中间只有梅朵用她的红外衣、黑外裤、篮球鞋、花头巾、花手绢以及尼龙袜子，鹤立鸡群地吸引着大家的眼球。此后，我们一下子不同了，我们穿上了那个时代最时尚的服装——军装，我们在拥有草绿色骄傲的同时，又成了另一种少数——作为引领者的出类拔萃的少数。当我们身着军装军帽军鞋大摇大摆地进出学校时，几乎所有人不管青年还是老年都会驻足观望，羡慕的眼光就像星星编织的花环闪闪烁烁地套在我们身上。

　　我们有些骄傲，也有些惶恐，担忧这些迅速得来的又会迅速失去，所以即使不需要，也会把所有能穿能戴的都穿戴在身上。我们谁也想不到，这仅仅是开始，以后的几年里，寄宿班也就是宣传队还将有无数次演出的机会，还将参加全市的文艺汇演，取得第一后，又会参加全省的文艺汇演，然后三次去北京汇报演出：一次是代表全省教育界，一次是代表藏族，一次是学习样板戏汇报表演。我们还将去西安、兰州、成都、重庆、上海参加各种名目的演出，至于去省内各州各单位以及基层工厂、农村、牧区的演出就频繁得不用说了。

　　寄宿班的存在一直持续到高中毕业后过了一年多，汪校长费了很大的劲，从海南、海北两个藏族自治州新招了一班从初一开始的寄宿班后，才带着忍痛割爱的遗憾，让我们离开了实验中学。这时候寄宿班的所有人、这些来自原始的草原牧区的藏族孩子，已经站在人群的前列，成为一种新生活的代表，我们就像月亮，收获着光亮，也传递着光亮。在熟悉我们的人群里，一举一动我们都是榜样。我们透过很多羡慕、恭敬、好奇的眼光，感觉到了我们神秘、遥远而高贵的地位。

　　父亲等我们慰问演出结束，看到我们浑身上下都是军用品后，才准备离开西宁去沁多。我和梅朵自然要回家给父亲送行。父亲说：“感谢才让，对寄宿班我已经用不着担心啦。”

　　之后又一起吃了饭，是姥姥做的羊肉面片。正吃着，达娃来了。姥姥拉她坐下，又去给她盛饭。父亲说：“听你师母说你的腿病快好啦？”

　　“噢呀，一点也不疼啦。”

　　妹妹从口袋里摸出一颗蜜枣说：“达娃姐姐，这是留给你的。”

　　达娃接过去闻了一下说：“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妹妹说：“你们为什么都愿意把蜜枣送给我呢？”

　　才让说：“这些日子忙忙叨叨的，都没有带你骑大马，你快吃，我们两个把阿爸送出城外。”

　　妹妹高兴地答应着，赶紧端起碗往嘴里扒拉。才让已经不打算回沁多了，他骑来的香萨主任的铁青马只能让父亲拉回去。父亲牵着日尕，才让牵着铁青马，马上骑着妹妹，三个人朝外走去。除了达娃，其他人都跟在后面，送出了小巷，送到了马路上。父亲走了，温暖的阳光又一次映红了他晃动的背影，整个城市都在目送着他。等我们回到家中时，达娃正在厨房洗碗刷锅，好像全家只有她才是主妇。

　　走向城外的路上，父亲说：“才让，你这个妹妹到现在还没有名字，你阿妈让我起，我想不出什么好名字来，不如你给她起吧，她跟你是最亲的。”

　　才让也不客气，在马上抱紧了妹妹问：“起藏族名字还是汉族名字？”

　　“你看着办。”

　　他想了想说：“那就叫安乐宝宝吧，藏语叫琼吉。”

　　父亲琢磨了一下说：“这个名字好，我们整天忙来忙去，却不希望她这一代跟我们一样，能安安乐乐是最好的。”

　　才让说：“琼吉，你怎么不答应？”

　　说着挠了挠妹妹的胳肢窝，妹妹咯咯咯笑起来。

　　2

　　我们高中毕业了。本来毕业的时间应该是去年夏天，实验中学的汪校长舍不得寄宿班，让我们推迟毕业了一年多。当时父亲曾打电话给才让，希望他说服汪校长能让寄宿班按时毕业，因为阿尼玛卿州需要有文化的青年，沁多学校也需要教师。才让早就高中毕业，毕业时有两个选择，一是到阿尼玛卿州当干部，一是去实验中学所属的青海湖牧场做一年知青，然后回校出任寄宿班的班主任。他选择了后者。

　　才让说：“阿爸啦，不要着急，推迟有推迟的好处，听说省歌舞团和市歌舞团就要恢复，说不定会需要人的。”

　　果然被他说中了，寄宿班正式毕业时，被刚刚恢复的省市两级歌舞团选去做演员的就有十几个人，还有作为文艺兵特招入伍的，有被实验中学看中留下来任教的——其实就是为了带好新一届寄宿班的藏族学生。包括我在内的剩下的学生被阿尼玛卿州全部接收，有的要去州上当干部，有的要去沁多学校当教师，当然是拿工资的教师。对寄宿班的结局父亲是满意的，当初他做到了一个不落地送学生上中学，现在又看着他们一个不落地成了享受国家干部待遇的公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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