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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角巴说:“羊还是吃掉的好,你们不吃,就叫别人吃掉。饥荒的时候,雪山大地怪罪的不是偷窃的人,是把着食物不肯舍散的人。”

  才让一眼不眨地瞪着角巴说话。角巴念着祈福真言摸摸才让,也摸摸我,朝姥爷、姥姥和母亲弯了弯腰,拉起马走了。我们送他到巷口,看着他骑马消失在街道那边。

  我们回身进家,姥爷要送才让去保育院,才让却跑进厨房,牵出了德牧和冈拉。姥姥说:“你牵羊干什么?叫洋洋去放,你赶紧跟你姥爷走。”

  才让知道姥姥在说什么,却还是拉着羊出了家门,也出了院门。姥姥要拉他回来,姥爷摆摆手制止了她:“才让是藏族人,藏族人有藏族人信的,你没听角巴说嘛?”

  姥姥说:“他说什么了?”

  母亲说:“不行,他不能这样。”

  追了过去,在院门外拦住了才让和两只羊。才让仰脸望着母亲,眼里泪汪汪的。母亲叹口气,突然挥了一下手:“去吧,去吧。”

  看我走出了院门,又说,“洋洋,你们两个一起去。”

  我莫名其妙地跟着才让走过街道,走向城外,来到了我们昨天来过的那座土墙围着的院子前。我说:“这里头有偷羊的坏人。”

  说完了才意识到我们就是来找“坏人”的。我抓住了拴着羊的绳子,想把羊夺过来,看看才让严肃而虔诚的表情,又什么话也没说,好像我跟他一样,辛辛苦苦养大了德牧和冈拉,就是为了在这样一个乌云翻滚的日子里把它们送人。才让上前推开门,拉着德牧和冈拉走进去,看了看草棚下面坐着或躺着的那些人,最后一次给它们挠了挠痒痒,然后解下拴在它们脖子上的细麻绳,退到了门口。德牧和冈拉咩咩叫着跟过来。才让迅速转身,关上了吱吱扭扭的院门。才让跑起来,我跟着他跑起来。

  以后,姥姥不止一次地念叨:“后悔死了,我挡下就好了。”

  姥爷有一次说:“谁也没有把你捆住,你为什么不挡?你是狠不下心来把它们宰掉,毕竟是自己喂大的嘛。就算你能请个人来宰,事后你又会说,后悔死了,我怎么把羊宰掉了?我还不知道你?你别再叨叨了。”

  我知道姥爷说的是对的。

  才让吃完了所有的药,却依然是个听不见说不出的聋哑人。母亲说:“兰州再不去了,看样子西医不成。”

  她把希望寄托在扎干针上,每天下班后都会去保育院把才让接出来,完了再送回去。我没事干,有时也会去保育院门口等才让。扎干针的是个老头,母亲叫他大夫,他却说我不是个草泽医人,扎针管用不管用不靠我,得靠他自己的醒力。我问什么叫“醒力”?母亲说就是苏醒的力量,好比有的人睡够了还在睡,那就是昏迷了或者死了,有的人睡够了就会醒来,醒来是要有力量的。

  才让的耳朵和嗓门现在睡着了,扎干针就是用针找到它的醒力,刺激它一下:你该醒了。才让望着母亲的嘴,一脸的迷茫。我知道他没有搞懂,其实我也没有搞懂。扎干针持续了一个月,还是不见效果。姥爷说:“藏族人的病恐怕还是要藏族医生治哩,不行的话领才让去藏医院看看?”

  母亲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只是说:“藏医院我是去不成了,受不了路上的颠簸。”

  母亲的肚子大起来,她得为自己考虑了。姥爷说:“我领着去。”

  去藏医院的这天自然是才让不上保育院的星期天。姥爷领着才让和我坐上了去湟中县的长途公共汽车,坑坑洼洼的土路颠得我们前仰后合,但我们都笑着。姥爷说:“就像我们骑了一匹大铁马,颠得屁股疼。”

  两个多钟头后汽车到达湟中县的县城。我们下来,顺着一条上坡路走去,临近中午时,来到了一个房子很多人很少的地方,那些有高有低的房子都在山峦里连绵,就像一座古旧而安静的城。

  我们在一些曲里拐弯的街巷里穿行,东看看西望望,见人就打听:“藏医院在哪里?”

  人们都朝上面指,我们也就顺着山峦朝上走,走到尽头,也没见藏医院的牌子,正在疑惑,就见一座绛紫色的高门上面,吱呀一声打开了一扇窗户,一个少年探出头来朝我们招招手,又指了指后面喊道:“门,门。”

  我们从后门走了进去,看到那个少年迎面而来:“到这边来。”

  姥爷问:“干什么去?”

  少年说:“你们自己不知道吗?那你们来藏医院干什么?”

  姥爷说:“我们自己能不知道吗?但就是还没给大夫说。”

  “不用说啦,老师知道。”

  少年朝前走去。

  姥爷心神不定地领着我们跟过去,来到楼上一间陈设拥挤的小房子里,看到低低的床榻上端坐着一个年老的藏医。姥爷鞠了一个躬说:“大夫,我们是来看病的,这个娃娃……”

  老藏医摆摆手,制止了姥爷的话,然后把手伸向了才让。才让站着不动,定定地看着老藏医身后的一幅丝绸画(以后我知道它叫唐卡),画上是一头白色的大象、三只吉祥的鹿、一只威风凛凛的狮子和一些好看的花。姥爷推了才让一把说:“快,给大夫磕头。”

  才让正要跪下,引我们来的少年拉起才让的手,把他拽到了老藏医跟前。老藏医端详着才让,吐了吐舌头,机灵的才让也吐了吐舌头。

  老藏医张大了嘴,才让也张大了嘴。老藏医朝喉咙深处看了看,又抓起他的胳膊号脉,然后打开一个皮毛做的盒子,拿出了一根粗大的针。姥爷顿时有些失望:怎么还是扎干针?老藏医看着才让满是扎针痕迹的耳根说:“针已经扎得不少啦。”

  姥爷说:“是啊,不能再扎了吧?”

  老藏医说:“现在就差这一针啦,不扎的话,以前的针就是白扎。”

  又掰开才让的眼皮看了看,“吃了不少药吧?”

  姥爷说:“吃的药有一麻袋。”

  老藏医又说:“现在就差一种药啦,不吃的话,以前的药就等于白吃。”

  姥爷问:“你是说过去的针没有白扎,药没有白吃?”

  “噢呀噢呀。”

  之后老藏医用那根粗大的针轮换着扎了好几个地方,都是在头上脸上。每扎一下,才让都会皱起眉头咬紧牙,看样子很疼。然后给了药,药是一盒褐色药丸,一共七丸,说是一天一丸。

  姥爷说:“吃完了我们再来。”

  老藏医说:“不用来啦,吃了不好,那就是永远不好。”

  姥爷掏出一张十块的钱,双手递给了老藏医。老藏医打开身边一个木头箱子,指着半箱子钱说:“不用再给我啦,你给了我,我也是给别人。”

  姥爷收起钱,带着我们匆匆往回赶,一路上一直在嘀咕:“不会看错吧?我们没说才让是聋子是哑巴,大夫怎么知道要看什么病?”

  我们坐着最后一班长途车回到了家,天已经黑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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