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狱(49)_阎连科

四九

　　队长为此鸣了几句不平，又毫无根据地罚扣一百斤。这七扣八减，一千斤返销粮仅仅还有五百斤。如果是五百斤黄金也许无所谓，然却是五百斤小麦。再有月余就要过年，这五百斤小麦却是瑶沟村每人都要少吃几个白馍，少吃一碗水饺。庄户人家，过年没有黄金可以，没有面吃还算鸟儿大年？村人们围队长站着，听七伯说又扣了一百斤小麦，个个脸都白了，小伙子们跺脚骂娘，在队长周围急转，阵势似乎是只要队长招一下手，大伙就会冲到大队部或者支书家，闹个天翻地覆，改地换天，把支书和所有的大队干部家折腾得房倒屋塌似的。

　　“操！他支书也太欺咱十八小队了。”

　　“好歹咱十八小队的男人们都还活着呐！”

　　“奶奶的，咱去把支书家锅砸掉算啦！要饿死谁他妈的也别想填饱肚子。”

　　社员们骂着，就真的有人动了脚步，那阵势仿佛谁不动谁就不是瑶沟人，谁不骂谁就是十八小队的逆子。一时间皂角树下沸沸扬扬，如同一堆浓烟柴草，有火就燃。队长三叔原还一脸无血白色，怒得如被擒狮子，把拿在手里的敲钟铁棒转来转去，样子似乎如果支书或别的人物只要出现在面前，他就会将铁棒砸过去。可是这一会儿，他一看这阵势，却猛地把敲钟铁棒摔砸在地面，眼睛瞪得球圆。

　　“这一会儿你们都嫌粮食少了？可当初给你们说过今年冬天哪个队有外出逃荒要饭的，哪个队就多吃返销粮，你们为啥儿都不去？！你们为啥儿都说饿死屋里也不站在别人家门口？”队长这样快嘴吼叫着，拿目光把社员们扫了一遍，然后把目光落在了九爷身上。九爷一直坐在人群背后，靠着一条石塄，脚膝并拢，双手对插在黑袄袖中，搁放在膝盖上，神情非常自如。那张饱经了八十二年风霜的老脸，像一张挂在后墙上被风吹雨淋了八十二年的兽皮，干枯得没有一丝汁水。那皱纹压着皱纹的沟壑，如同浓缩了满世界的曲折和艰辛。

　　直到这一刻，队长才发现，全村人也才都刚刚注意，九爷的皮色，决然地与村人不同，与世人不同，活脱如发掘开的几千年不见日光的古土。那似棕非棕的古土色的脸上，深深地嵌着似乎无光的双眼，显出了九爷永生与世无争的模样。在村人们这样喧腾愤怒的时候，九爷温和地平视着面前两人合抱不拢的皂角老树，盯着皂角树上忙碌爬动的一队队上下的蚂蚁，就像道士盯着一本玄妙的谜书。他不说话，也不看村人，仿佛这里除了他和老皂角树，还有树上的蚂蚁，别的啥儿也没有。队长被九爷的平静压住了，他不再发怒，慢慢地平静下来，咬着嘴唇不动，似乎想从九爷那里看出点处理事情的玄门妙道。

　　然九爷却站起身，不斜目扭着头，径直慢慢朝家里走去。队长望着九爷的后影，刚才的怒气彻底尽净。他回过头来，让七伯、六叔等几个主事劳力和队里有点头脑的年长上辈人留下，就吩咐其余人由副队长带着，到耙耧山上刨地角了。

　　留下的人中有我。皂角树下冬风吹得如笛诉一般，太阳的温暖减了许多。大家看外边没有可坐之处，又不是商事场地，就到我家去了。玉玲正在帮娘洗锅，看来了一群长辈，忙不迭儿搬来几个凳子，大家就都坐在院里太阳地上。

　　玉玲搬完凳儿，说完热情客套话就进屋去了。七伯六叔都说这姑娘不错，队长却说咱们换个地方说事。我知道队长想了哪儿，忙说她知道咱村底细。这样队长就开口说了。

　　“把大伙留下就是一个事儿，我觉得咱村丢下几百斤返销粮事小，丢掉大队秘书事大。不消说，大队秘书管着大队支部的印，人勤嘴乖就能入党，就能当支部委员……都知道奶奶的支书就是解放初当秘书现在干上支书的。我算过了，连科这年龄眼下当秘书，田湖大队的支书就早晚有一天会是咱瑶沟人。可这次连科不当秘书了，怕咱十八队今后十年、二十年连个党员也出不了……大家说吧，咱村要不要这个秘书？不要就他妈算啦！”

　　“要呀！”七伯拍了一下膝，“支部没有咱村一个人，就像朝中没有本州一个官一样。”

　　“操他八辈，去年大队罚我二十个水利工，支部有个人替我说半句话，也用不着大雪天让我在水里扛半个多月大石头。”

　　“我算过了，解放二十多年，咱十八队和外队打过上百场官司，没他妈一场胜诉的。为啥，就因为支部里连咱村一根头发也没有……”

　　“闲话别扯！”队长三叔从凳子上站起来，又蹲到凳上去，“要这个秘书可以，谁能把支书的心给拉过来……听说四队的星光是支书家干儿子。”

　　都不再言语。爹把他刚称的半斤烟叶揉碎放在众人圈里。我觉得不知如何是好，看不出来大队秘书对我有啥儿前途，然村人对秘书的期望却使我不敢有丝毫的轻蔑。我站在上房门口看村人们为这芝麻小职的大队秘书费尽苦心，心里不觉又酸又涩。队长在吸烟。大伙都吸烟。他们是瑶沟的精明人物，瑶沟的大小事儿，队长没有主张，都要找他们商量。金黄色的烟雾在他们头顶盘盘绕绕，浓重起来就像一座云雾似的山，压得他们一个个都把头勾下去。七伯说给支书家送点东西说说情，队长问送啥？

　　六叔说我有一双大头靴，队长说支书穿的皮靴里边带羊毛，还缺你的棉靴子。有个低辈分的哥问谁家和支书家有亲戚？七伯说瑶沟没人和支书家真正有亲戚。只好就又闷下，各自盯死自己眼下那一片脚地，样子神圣庄严，仿佛议论村中的生死命运。这样过了很久，爹觉过意不去，说不行算了，就让连科还去洛阳干小活。队长说当不当秘书不是你们家的事，看不透世事别吭声！爹就再也不好多语，陪大伙一道受着那种无奈的折磨。

　　“不让你当秘书了？”

　　“还没最后定。”

　　玉玲一直站在我身后，她听队长们那么说了，就从我后身递来一句问话。当我回身看她时，忽然发现她脸色不好，淡红中透着浅黄，仿佛突然有病，像人在地上蹲久了，猛然站起头晕一样，双眼迷惘地看着我，似乎要重新把我认识一番。

　　我问：“你咋了？”

　　她走近我：“连科，你一定要当上大队秘书。”

　　我说：“是我自己不想当吗？”

　　她很凄凉地回身坐在屋子当央，好像我的一句话如同打了她一棒，那样一脸愁绪，一脸伤情，你从她脸上一时再也找不到订婚时的那种乐意、那种轻快、那种年轻姑娘的对世事纯净的乐观，我很迷惑。院里的长辈们还在闷闷坐着。我极想过去说声谁也别犯愁了，我压根儿就不想当秘书、不想当支委，也不想当支书。可我知道村里人需要我当，家里人需要我当，玉玲需要我当。我只好倚门呆着。我想起村前五角麦田，想起总是坐在麦田正中仰望着天空好像问着什么、或看见了什么的那只发痴的黑狗。我把目光从大门投出去。在我家看不见五角麦田，看不见那只黑狗，只能看见把树根伸到九爷家房里的皂角老树。冬日里，皂角树的枝条带着刺儿在空中摆来摆去，像有针的鞭子在空中抽打。我盯着皂角老树，阳光在枝条间跳动。透过枝条，天空的远处，有一块云彩又乌又浓。我觉得那云彩在我的胸里，胀得胸膛就要炸开。就这个当儿，队长忽然又从凳上弹起来，莫名地骂：

　　“我操他奶奶……操他八辈！”

　　这一骂，人都惊了，谁也不再抽烟，都惊恐地望着队长。

　　玉玲从屋里出来了。

　　“三叔，”她脸上这会儿很平静，像一个经过许多事情的中年女人，和她小我一岁的年龄极不相称，“支书家有个侄儿腿不方便吧？”

　　“有个，咋？”

　　“支书托人在我们村给他侄儿订个媳妇，一见面给了300块的见面礼，可人家女方不同意……”

　　“不同意才好，让他一辈子打光棍。”

　　“我想，”玉玲真的想了会儿，“要是能成全了支书家侄儿……大队秘书的事也就能成了。”

　　眼睛眨一下，队长看着玉玲，就同一个学生看一个比自己年龄小了许多的老师。七伯、六叔们，听了这话也都忽然雅静下来，抬头盯着玉玲，仿佛真在死胡同中找了一条出路。过一阵，队长却突然哼了一下，说：“这是找媳妇，不是找母猪！”

　　人都重又陷进沉默，以为事无前途了，不想六叔猛吸了几口烟，把烟锅往鞋底一磕，用一根草棒在锅里剜几下，吹了几口，将布袋往烟袋杆上一缠道：“要不……就把我家那几个丑妞嫁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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