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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四 　　莫姜走了，母亲不得不再次下厨，我们家又恢复了炸酱面、熬白菜的岁月。现在，我和父亲想念的再不是厨子老王，而是他他拉·莫姜。我才知道，莫姜姓谭，辛亥革命后，满人多随汉姓，正像我们家“叶赫那拉”，姓了“叶”一样，“他他拉”就姓了“谭”，莫姜应该是谭莫姜。后来实行了户口制度，登记的时候莫姜却又没姓“谭”，还是姓“莫”。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没有了莫姜，我便成了大厨，只要学校没有课，我的大半时间全扎在厨房里。之所以心甘情愿地与红盐白米打交道，是源于我与生俱来的对厨艺的偏爱，就像我后来偏爱的文学。做饭和写文章是相通的，在谈论文学创作时我常用做饭来打比喻，写文章好比和面，初写成不过是刚把面和成了一个团儿，面得不停地揉，文章得不停地改，面里的疙瘩揉开了，文章里的硬伤病句改过了，只是完成一半。还不行，面得搁在一边饧，最少得饧俩钟头，文章得搁，最少搁半个月，饧好的面再揉，搁过的文章再改，基本就可以拿出去了。急茬的面(疙瘩汤除外)，急就的章(除非天才)，一般经不住推敲。火候到了，饭就熟了，人品到了，文就熟了，就这么简单。大家听了笑我，笑我的文学理论就是一个主题——“吃”。 　　莫姜饭做得好，是莫姜火候把握得好；莫姜是不会写小说，倘若她能写，应该是大家。 　　依着父亲“顺其自然”的态度，我们尊重莫姜的选择，是去是留全不干预。晚上，看着莫姜空荡荡的小床，看着月影在房内的移动，我难以入睡，不知莫姜在哪里…… 　　一个月后，莫姜回来了，憔悴了许多，却依旧的干净利落。这使我想起了“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的古训，莫姜是个知情知义的人。她没有解释刘成贵的“死而复生”，也没有谈论那平地冒出的儿子，只是说给我们添了麻烦，对不住四爷四太太。 　　父亲给她加了工钱，每月15块，就算是我们正式地雇佣她了。 　　莫姜不再与我同住，她每天回家了。她在王驸马胡同一个杂院里租了两间南房，竟然和那个赌徒加凶手过起了日子。后来我才知道，莫姜是把那个翡翠扁方卖了，用那钱安顿了这爷儿俩。王驸马胡同，离我们家不远，隔着一条街，每天早晨莫姜早早就来了，晚上吃完晚饭，收拾完了才走。我不理解莫姜为什么要接纳刘成贵，也不能想象她和那个浑身馊臭的老头子躺在同一个炕上会是怎样一种情景。谁把我卖了，我会记恨他一辈子，谁砍我一刀，我永世不会原谅他！说得好听莫姜是善良，是宽容；说得不好听就是贱！我没好气地对莫姜说，告诉那个浑蛋啊，不许他上我们家来。 　　莫姜说，他不来，他在东直门外粉坊帮忙呢。 　　粉坊是把绿豆做成粉丝的地方，终日蒸汽腾腾，汤水淋淋，粉坊的附带产品就是豆汁和麻豆腐。无论是豆汁还是麻豆腐，都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粗食，羊尾巴油炒麻豆腐再好吃，不上菜谱。一个皇帝跟前的御厨，沦落到做豆汁的份儿上，也算是“地覆天翻”了。该着！ 　　我说，那个糟老头子，站也站不稳的，还能在粉坊干活儿？ 　　莫姜说，怎么是糟老头子，他比我还小呢，小八岁。 　　我说，他得靠你养着吧？ 　　莫姜说，过日子，能说谁养活谁呀？ 　　明显地，莫姜已经站在“老浑蛋”的立场上说话了，轻描淡写，息事宁人，以忍为闾，苦头吃得还不够。 　　莫姜说刘成贵“不会来”，刘成贵还是常偷偷摸摸往我们家跑。刘成贵来了，不敢进二门，只是躲在东南角厨房的小院里，怕我看见，知道我最不待见他，常常是打听好了，趁我不在的时候来。比起莫姜来，刘成贵有些老态龙钟，不唯腿脚不利落，手和胳膊还发颤，一代名厨现在连炒勺都掂不起来了，这叫恶有恶报。有时候刘成贵被我在门道撞见，他会惶恐地闪在一边，不敢拿正眼瞧我，嘴里嗫嚅着，我来给她……送点儿东西…… 　　我根本不理他，就像没看见一样地从他跟前走过去。这种无言的鄙视是最好的报复，不是为我，是替莫姜。 　　再看见他，手里果然提着东西，不是麻豆腐就是豆汁，以证实“送点儿东西”是不虚。 　　父亲似乎不反感刘成贵，有时候知道刘成贵来了，就把他叫到里院来聊天。刘成贵进里院从不走垂花门，而是由厨房的小门进，顺墙溜，沿着东廊进北屋，进来也不坐，垂手站着，以示卑微。我一见他这副孙子模样就反感，就拿眼瞪他，想他抡菜刀的时候是何等凶恶，何等无情，现在装得跟避猫鼠似的，骗谁呀，狗奴才！ 　　父亲让他坐，他说不敢。父亲说现在解放了，都是人民了，没有了高低贵贱之分，没有那么多礼数了。刘成贵还是不坐，还是站着，说他站惯了。父亲说，你成了《法门寺》里的贾桂，站惯了。 　　刘成贵说，四爷跟西太后是本家，看在老先主儿的分儿上我也得站。 　　我说，让他站着，没让他跪下就便宜他了。 　　父亲惊奇地看着我，不满地说，你什么时候学得这样刻薄，老刘师傅头发都白了，你跟一个老人能这样说话？有工夫我得上你们学校一趟，跟你们的校长谈谈，把学生都教育成这样不行。 　　我一调大屁股，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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