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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老三单身，不会做饭，我们爷儿三个就在颐和园东南角的职工食堂吃饭。食堂的饭寡淡无味，比我母亲做得还糟糕，颐和园附近也没有好馆子，我们的饭就很成问题。老三每礼拜进城一趟，让我母亲做出一锅炖肉，路过“天福号”酱肉铺，还要买两个酱肘子，一并带回颐和园。 　　颐和园东门是正门，有御道，有大牌楼，过去是皇上、太后必经之地，肃整严谨，御道旁边没有店铺，皇上倒了几十年还是如此。南边一个小学，北边一个医院，都是颐和园的附带建筑，目前改做别用，还是没有商店。真正想买东西得出北门，即北宫门，那里有几个小杂货铺，卖油盐酱醋，早晨还有些小商小贩，提些鲜藕嫩姜来卖，多是附近村里的农民。值得一提的是北宫门西北角有个卖火烧的老赵，我之所以跟他熟识是因为“天福号”酱肘子得用烧饼来夹，买烧饼的任务向来由我承担，父亲是不干此类事情的。 　　严格说，老赵卖的是火烧而不是烧饼，北京人将烧饼、火烧分得很清楚，烧饼内里有芝麻酱，外表粘着芝麻；火烧是发面，内里只有花椒盐，外头不粘芝麻。火烧个儿大，烧饼个儿小，火烧二分钱一个，烧饼三分钱一个。老赵的火烧做得不地道，里头的面常常还是生的就出炉了。我问老赵怎净弄出些半生的玩意儿，老赵说他自己就是半生的，他的老姓是爱新觉罗，正黄旗，正黄旗来烙火烧，能弄出个半生就不错啦。 　　还有一个给驴钉掌的，他说他是皇上的三大爷。 　　“皇上的三大爷”送了我许多驴掌，我不知这东西有何用场，“三大爷”说，难得的好肥呀，回去泡水浇花，一棵西番莲能长得比北宫门的松树还高，花开得像石舫火轮船的轮子那么大。我回来找了个罐子泡驴掌，一日三遍地看，满屋腥臭。老三说可惜了那罐子，罐子是康熙青花。 　　我对北宫门的印象只有这些，并不记得有卖花生仁儿的女人。 　　父亲说莫姜的花生仁儿炒得好吃，脆香入味，咸甜适口，是泡过之后烤的，非一般拿盐土炒出的花生仁儿能比。父亲向来对炒花生仁儿情有独钟，我知道文人们都是喜欢吃花生仁儿的，大文人金圣叹，在含冤问斩前以花生米拌臭豆腐干就酒，为自己饯行。没吃几口，时辰已到，官方让他写遗书，金圣叹一挥而就，然后慷慨赴刑场。他儿子将遗物领回，打开遗书，发现遗书上写着“臭豆干臭，花生米香，香臭兼备，滋味胜似火腿强”。父亲的学问无法与“六才子书”的金圣叹相比，但对花生米的喜好上却如出一辙。大概是因了我的离开，父亲不得不亲自跑北宫门，跟那些引车卖浆者流打交道。处在饮食单调中的父亲，自然对花生仁儿产生兴趣，花生仁儿适了父亲的口，就把卖花生仁儿的带家来了。 　　这就是我的父亲。 　　好在怹没把“正黄旗”和“皇上的三大爷”弄回来。 　　喝完豆汁就该安排住的地方了，我想莫姜一定是住在过去女仆刘妈的小屋，谁知母亲却把她安置在我的房里。我不愿意和生人睡觉，跟母亲提出，母亲理也没理。其实我们家的房子很多，三进的四合院，几个哥哥都先后离开了家，大部分房都空着，母亲非要把卖花生仁儿的安插在我的睡榻旁边，不知安的什么心。老北京，谁住哪儿都是有规矩的，我们家太太(祖母)活着的时候住在北屋正房，父亲是儿子，儿子就得住在西屋，随时伺候着，随时请安，后头北屋空着也不能住。太太去世，父亲住正屋，哥哥们出去了我就住西屋，不能乱住。从里往外说，二门是垂花门，垂花门外南边是一溜倒座南房，是客人住的，有时候仆人们来了亲戚，也在南屋接待。 　　大街门以内西南角是茅房，用月亮门隔成一个小院，与东南角的月亮门厨房小院相对。过去东南角厨房小院是厨子老王住的，西南角小院是女仆刘妈住的。茅房在院子里位于“煞位”，用屎尿压着，以恶制恶。与茅房相对的厨房，应着东厨司命的说法，将灶安在东南角，灶院有小门和正院东屋廊下相连，东屋是餐厅，是一家人吃饭的地方。母亲没让莫姜住刘妈的旧屋说明她就没认可这个女人，没有给她任何身份，心内对她还存有疑虑和防范我极不情愿地把莫姜领进屋，母亲夹着刘妈用过的一套被褥跟进来，扔在外屋的小木床上，对我也是对莫姜说，就这么的了！ 　　我的嘴撅得老高。 　　这是我母亲的精明之处，小家出身有小家出身的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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