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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阿爷!……”我站在楼梯口,莫名其妙地大哭起来。张大嘴,哭得惊天动地。

  阿爷被我哭得越发难堪,坐立不安,欲劝无词。他抱着那堆乱七八糟的回忆,站在那里一筹莫展。

  我看见阿爷的模样更加哭得不可遏制。尽管我心里在哀求自己:别再哭了,在这时候哭要让两个人的理智都完蛋的!

  好不容易,我噎住哭声,跑过去抱住阿爷,浑身发抖地说了一句:“我不走了!”说出这句话,我简直幸福得要死,痛苦得要疯了。

  我不明白,人为什么要在两个同样心爱的东西中割舍一样呢?看见阿爷脸上升起希望之光,我立刻就后悔了。

  我真的很后悔。我说那句话时太冲动,等于信口胡说。但阿爷却信以为真,第二天他早早就起来了,也许一夜未睡。他高兴得神魂颠倒了。他上菜场去买了一大堆菜,庆祝自己又一次抢回了孙女。

  我从学校回来,发现房间全变了样。阿爷把我那间小屋和自己的大屋调换了,并把一切贵重摆设全留在这间屋里。

  “你做啥,阿爷?”我吃惊地问。

  “你以后住这间房吧。这房子好。”

  我当然知道“好”。

  “可是——阿爷你常常写字画画,那间房连纸也铺不开的!”

  “没关系。你小人要光线好,有太阳,不然身体不好的……”老头儿迂迂道道地说。

  我还看见,阿爷那个惟一没被抄走的红木书案如今已放上我的文具,和一面小红镜子。桌上插一把鲜花,大概是从菜市场买回来的。为了使我昨夜那迷乱中的许诺成为事实,他得把一切都弄得更牢靠些。

  我并不因此高兴。他这样讨好我使我无法忍受。

  以后的日子,我虽然一口咬定绝不离开阿爷,但又时时让老头儿明白,我所做的这一切是付出极大牺牲的。我想,接到“入伍通知书”,我决不看它,马上撕掉。

  但我没有做得那样爽快。一张决定我命运的纸真的来了,我顿时觉得阿爷不是那样重要了。

  我开始像耗子搬家那样,一点一点地往外运东西,把要带走的行李分批藏在同学家。我表面上和阿爷照常度日,哄他高兴,直到最后的时间他仍蒙在鼓里。我一边蒙骗他,一边在心里骂自己是个铁石心肠的卑鄙东西。和阿爷度过的最后一晚,我记得很牢。他买了我最爱吃的小鲫鱼,一边用油煎一边说:“还是不去军队好,军队哪里来鱼吃,噢?”

  我心不在焉,在盘算当夜怎样逃走。第二天傍晚,从上海始发的火车上坐着穿新军装的我。火车驶过我生长了十几年的这座城市时,我脖子都拧酸了。我想在那一片挤挤撞撞、灰乎乎的房子群里,找到阿爷踽踽孤行的身影。阿爷他这时候在做什么?他一定已看完那封残酷的信了。他伤心得晚饭也忘了吃吧?他会孤单单地坐在窗前,看着天黑下来,再看着天亮起来,然后,这样孤单单地走出这个世界。

  我看见自己的泪水急速地顺着车窗玻璃淌下来。我真是混账得可以。我对不住我的老阿爷。同行的新兵发现我在猛烈抽泣。他们奇怪,在上海站辞别父母时,我并无悲痛;此时为何哭得这样不顾害臊?

  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我有这样一个阿爷。几年来,我一次也未提到过这个非血缘关系的祖父。我一想到他,心就会疼起来。似乎我这么年来都欠着他的情分。不光我,我的父母,这个世界的一切人,包括阿奶都欺负过他。他的懦弱和谦让使所有人都感到他好欺负。他是习惯于被人拿捏的,我那个厚道的老阿爷啊。

  我对他欠下的,是我永远无法偿还的。

  他们步调一致地往前走。担架上是我。由于他们步子均匀,担架颤悠得十分优美。如果以为我这会儿躺着,让人抬着很好受,那就错了。清新的空气使我清醒地体会着人原来是由二百零八块骨头拼装的;而我呢,其中的一些或许永远拼不拢了。那些骨头的碎裂处在肿胀淤血,在夹板的钳制下变得僵硬而麻木。我的肢体好像先于我的大脑死去。这种僵硬和麻木的感觉使我真切地悲伤;我为我死去的肢体悲伤。我曾经是完整的,皮肤上没有一个疤痕;我的骨骼柔韧,神经丰富;在每一平方厘米的表皮上有着六百来个汗腺,七十尺左右的神经纤维,一千个神经末梢,六十个毛囊,那些粗粗细细的血管加起来,有十多尺长——可这些东西已统统死去了。对我没用了,首先因为我对它们没用了。

  可他们还在起劲地跑,卖命地跑。孙煤,你疯了,这样跑不等把我抬上火车,你就得趴下。刚才他们从一个巡道工嘴里得知,半小时后有班火车,他们就打起精神跑起来,其实此地离火车站还有好几公里,难道他们真以为这样傻跑能追上火车?

  一切都是无谓的。天一点一点亮起来,我在一点一点死掉。死亡从我的末梢一点一点往上移,我咀拦不住它。远远的山坳里,有一点浅红。我断定谁也看不出那红色,除了我。

  他们要这样跑,我也没办法。孙煤勾头缩颈地跑,我真想对她说:得啦,何苦呀。

  瞧瞧你干的好事,你怎么同时抓住两个男子不放呢?你再想想,你再美丽,你有天大本事也不能同时把两个男子摆平。我就是趁机插进来的,在你无力设防的时候插进来的。那时不能全怪我,你对高力的钟情使你顾不上徐北方。于是这中间就出现了个不起眼的姑娘——我。我长到十八岁时稍稍有了点模样,但还谈不上魅力。我到现在都搞不清,徐北方是怎样被我赢得的。想知道那年春节,高力用挎兜摩托送你回家后,发生了什么吗?整整一个年三十夜里,我都是和徐北方在一起。我们在马路上——年三十的马路很冷清——散了一夜步。不过要是告诉你,你准不相信,我们除了散步什么也没干。那一夜我对他讲了许多傻话,他听得很吃惊也很感动。我和他是从那一夜开始真正接近和了解的。完全没发生什么你料想中的事。你从一双拖鞋和一把梳子就推断出一个简单明确的故事,你把我想得太恶心了。我很纯洁,并知道他也很纯洁。

  那天夜里,我和他谈到拖鞋和梳子的事都笑起来。这种笑看起来是苦笑,实质上另有一层温馨的意思。好像这个天大的冤枉给我们带来一种不可名状的幸运。

  我的拖鞋第二次、甚至多次出現在他的床下;而那个蓝肥皂盒也一次次固执地往我这里跑,这真成了神话或者奇案了。孙煤不理我,由最初的愤怒变成冷笑。这大概是她抛下徐北方,去和高力接近的借口吧。高力在孙煤冷淡徐北方的当口,请她上了自己的挎兜摩托。

  我和徐北方忍受着众人的白眼和唾弃,只有我们俩心里明白,我们什么也没干。我们的接触纯洁得像天使。可没人相信我们,我们越想表白越没有人听。谁会想到“颗勒”这畜生呢?它又蠢又憨的样子让谁也想不到它那么多鬼花招。

  “颗勒”在人群里过得十分无聊,于是生出点子来干预一下人们的生活。它对看大门没什么兴趣了。小半拉儿成天想把它训练成马戏班演员,它学会了爬梯和前滚翻,有次幼儿园小鬼又过来骚扰,大家唆使“颗勒”上,它却兴高采烈扭起十字步来。总之这狗越来越不成器。女兵们已不敢再招惹它,说它眼神色迷迷的。有次洗澡,大伙发现这狗家伙竟贼眉鼠眼趴在窗口上看。它成天忙来忙去,却不干一件好事。有次把鼓槌叼到猪圈,而拌猪食的木棒却出现在高力的总谱台上。高力当着全乐队大发雷霆:不喜欢奏他写的乐曲可以;但谁用这种下流的寓意辱没他,他一定得追查到底。当然,后来搞清了,我的拖鞋和徐北方的肥皂盒就是这畜牲暗中交换的。日子长了,大部分女兵的鞋都被它叼到男宿舍去过,而男兵的东西照例被它叨到女宿舍。有一阵简直弄得所有人疑鬼疑神,似乎每个人操行都有了疑点。

  有一天,当“颗勒”乘人不备,又叼走某女兵的鞋时,途中被人截获。原来它整天忙的就是这个:不厌其烦,尽心尽力地撮合人们成双成对。我细细琢磨,发现它这样给我们配对并非毫无道理,它似乎根据某种神秘的信息来干这件事的。大家骂它乱扯皮条,用脚踢它,它却得意地摇头摇尾。不过我还是反对给它吃安眠药。

  自从“颗勒”把伊农的一只袜子叼到蔡玲床下,蔡玲再也不抱怨伊农的号吵人了。有一天,“颗勒”从马路上跑回来,拖住蔡玲的裤脚,一边发出异样的哼哼。蔡玲踢它打它,它仍不屈不挠地把她往院外拖。它的声音很奇怪,引起了所有人注意,大家都预感到出了什么事。果然,蔡玲很快从马路上奔回来,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伊农撞车了!只见她冲进卫生室,抱着一大团棉花和纱布跑出去。见她抱那么多棉花,人们猜想伊农准是血肉模糊了。大家赶到出事现场,发现地上倒着两辆自行车。原来伊农骑车去修他那把号,与一个进城卖菜的农民迎头撞上了。伊农的几颗门齿包括那颗虎牙正啃在对方的脑门上,牙全部报销,对方脑门也被他啃出个洞。蔡玲用一小团棉花堵在伊农嘴里,一大团棉花捂住那农民的头。伊农满嘴是血,泪流满面;他口齿含糊地说:其他牙碰掉拉倒。那颗心爱的虎牙一掉他就全完了。他的事业完了。他吹号全靠这颗虎牙。蔡玲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劲,一直把伊农架到医院,并一路安慰着他。

  我说“颗勒”是聪明勇敢的,但大家立刻对着我哈哈大笑,像是听见了一个傻瓜说胡话。但我坚持我的看法。

  就连死了那头猪,也是“颗勒”头一个发现的。一清早,大伙就发现它在出操的队伍里乱窜,情绪很不对头。团支书王掖生摸摸它脑袋,叫它别吵,忽然吃惊地说:“颗勒”在哭!这狗东西哭了!“颗勒”边哭边跑,直奔猪圈,大家这才明白它悲伤的原因。猪死了。虽然“颗勒”天天都要欺负那个笨头笨脑的伙伴,但伙伴长辞于世,还是令它痛不欲生的。它甚至默哀了好几天,谁见它垂头丧气地坐在猪圈里都觉得好笑。

  吴太宽为了推销死猪肉,说这只猪根本没病,只是不肯吃食饿死的。过去一直是小周喂它,鬼知道给它吃些什么山珍海味,长得飞快。小周被送进精神病院后它总是懒懒地卧在那儿,食倒进槽它上去吸吸鼻子,再看看主人,又卧回去了。另一个炊事员说小周的饲料好像放了佐料,比如盐什么的。吴太宽火了,说:“我还给他放味精呢!……死了算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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