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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五


  再找一个新竹篮。不,找八个。告诉你,一个你这样的小可怜儿;在这个年纪,应该不难同时往八个竹篮里放鸡蛋。再过两年,你就只能保持四个竹篮了。到了四十岁,一个女人只能守住一个竹篮。过了四十岁的女人,就难找到好的、新的竹篮了。你还嫩着呢,别担心。用不着小脸蜡黄。

  谢谢你。

  不用谢。

  米莉,有件事想求求你:我可以住在你那儿吗?我会非常感激你的……

  不用感激我。因为我不会让你来住的。

  那好吧,米莉,再见。

  答应我,别再让我看见你这样灰心丧气。

  我答应了米莉。挂下电话,我打了安德烈办公室的电话。却没有人,留言机上是个陌生、苍老的声音。说若是找戴维斯先生,很遗憾,他已不在此办公室了,请留下姓名……

  我想,安德烈正在准备赴任赞比亚;正在走向副大使单间办公室的途中。

  我再次给阿书打电话。接电话的再次是米莉。我马上说:对不起,拨错号了。我在机场候机厅走投无路地踱了一阵步。这才给安德烈家里打电话。电话留言机上仍是他寻开心的声音:如果你是我亲戚,请按“l”;如果你是我的朋友,请按“2”;如果你想推销东西,请立刻挂上电话……我留了言,请他尽快到机场来。我撒谎说我只能呆几个小时,是来华盛顿办趟急事余下的一小截空闲。

  晚上六点我见他迎着我走过来。他穿一条牛仔裤,一件红格子衬衫,脸有些虚肿,还是蓄着胡子。看上去他从芝加哥走了之后,就从此留起胡子来。他着装和形象的突变,让我感到他瞒了我什么。

  他哈哈笑着拥抱了我,说:你这样盯着我看,让我误认为自己挺漂亮。

  我说:你是挺漂亮。你挺适合留胡子。

  胡子嘛,为了暖和。

  够暖和了——已经五月底了。我带些戳穿他的意思。

  你来办什么急事?他问我。

  面试一份工作。我随口胡诌。

  好极了!祝贺你!他将我夹在胳肢窝下,使劲一勒。一个人在雨里呆了一整天,突然走进一个带大壁炉的敞亮房间,就是我此刻的感受。安德烈的内心与外形,对于我,永远是窗明几净、暖和干爽的屋,带有一个明媚的壁炉。之前无论我多么心灰意冷,一旦进入这屋,便浑身炸起细小活力的火星。

  那个理查·福茨,让我代他祝贺你。我说。

  去他的祝贺。安德烈说。突然又想到什么,他问:这王八蛋怎么还跟你有联系?

  上礼拜四我做完测谎试验,他送我……

  什么?上礼拜四,你做了测谎?

  他的样子像要扇我。

  我说:啊。怎么了?……

  谁让你做的?!

  不是说,对于你的新职位,这次测谎很重要?那个国务院安全部的家伙也说……

  他们统统是王八蛋!你知不知道?这些人耍起特务流氓来,你就跟他们竖竖中指,然后告诉他们:美国法律精神是:我是无辜的,直到你证实我有罪。为什么你要配合他们?!你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愚蠢!……

  他丢开我,大步朝前径自走去。

  安德烈的暴怒更让我感到,在我和他之间,从他去芝加哥那天起,一个谜就开始存在。

  我追上他,问:到底发生什么了?

  他意识到自己的俄罗斯脾气,站下来,嘟哝着向我道歉。他说:他们的恶劣,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然后他看一眼表说:你的飞机马上要起飞了?

  我说:嗯。

  改个航班。

  不行,这不是能改航班的那种机票。

  那就让它作废。我给你另外买张机票。

  我跟着安德烈回到他的房子。那一夜我跟他话都极少,我奇怪他没饮一滴酒。我却为自己倒了一杯红葡萄酒,说:你不要来一杯?

  他笑笑说:我前两天忽然意识到,好酒不该给坏心情去糟蹋。

  你现在是坏心情?

  我说的是前两天。他见我还想打听,就说:等我心情彻底好转,你再跟我打听。

  我记得我晕沉沉地醒来时,已是上午十点。安德烈已去上班了。我一向很惊讶他那么高大个人怎么会有那么细微的动静——他在我睡着时,轻得跟魂似的,从不惊扰我的睡眠。他在床头柜上放了半杯水和几粒维生素,一堆硬币,一把去室内游泳场的钥匙。他总是担心我出门忘带硬币,乘公共汽车或地铁或打发乞丐,都会犯难。他也总是逼迫我吃维他命,却并不用语言强迫,而是把它们搁在我跟前,水也替我倒好,意思是:看你好不好意思不吃。

  我一粒一粒地吞服维他命,嗓子哽噎:此生不会再碰上比安德烈更珍视我的男人了。之后我去淋浴,洗头发。我发现安德烈这个舒适的窝可真有腐蚀力。等我从淋浴里出来,我便失去了再投入贫穷生活的气力。我照常站上电子体重器,看自己这“命一条”还剩多少斤两。

  当我裹着洁白松软的毛巾浴衣,坐在餐桌边喝咖啡时,我像未来的戴维斯副大使夫人那样闲闲地翻看着报纸。报纸下有一些拆开的账单和信。一封信的字迹相当眼熟,我从它的隽永、略微的神经质上判断出来,它出自里昂的手。我赶紧展开它。

  信不长,相当客气,大致内容是说他与我只存在浓厚的好感。而他真正爱的,是一个画画的女孩。他为自己那天的行为道了歉。

  所有的温暖、闲适,一下全消失了。我觉得什么东西戏弄了我。我无法确定,被戏弄的感觉是不是被“好感”这个词刺激出来的。我饮完最后一口黑咖啡时,心想:那些莫名的美好感觉总算给命名了。如此将就、蹩脚的命名。

  我已记不清楚在安德烈那儿呆的三天我都做了些什么。我只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不断地熨烫衣服。躲藏在熨衣服这桩事后面,我可以好好发呆。或许,可以顶放肆地胡思乱想。

  面对着四十多年前与我母亲不辞而别的刘先生,我尽情地跑神。这个四十多年前做了天涯断肠人的老人,此刻正一层层打开他情感的木乃伊,让我接近他封存的青春。他娓娓地讲述,每讲几分钟便进入一段美妙的痴呆,然后他会说:菁妹,麻烦你给我一杯梧桐树。我便去为他端一杯矿泉水,或者牛奶。我至多不会超过三次误差,就猜中他真实的意图。他有时会怀疑我是否在听他讲话,他便拉拉我的手,说,我刚才说了什么?

  我便回答他刚才说了什么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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