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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所有的人都别无选择，非得去看那个乳房不可。我忽然看见贺叔叔也在人群中。他是一路找我找到这人群里来的。他闯入时只感到人群静得惊心动魄，同时他已知道了女乞丐的美丽故事。他一眼就看明自盛着女乞丐的木盆是什么木料。那是一只桃木浴盆，作出乡村豪绅家的少奶奶气质。它给用了七八十年了，经常给桐油细细油过，盆发着暗暗如肉体的润泽。女乞丐袍着婴儿，从洪水上乘木盆漂流出来。木盆以外的都失去了。人群里的谁在负责传播这个故事，人们听着。呢喃唏嘘地赞同。反正贺叔叔走到最里面时已求索到故事头尾。故事是没有得到女乞丐校对的，尤其那有关她的豪绅背景，那个被枪决的祖父，充公的豪宅和化整为零的祖产故事说她嫁不出去，没人要娶她，她只好嫁到百里外的生疏地方去。故事结束在木盆的价钱上。她的惟一嫁妆，价钱是三十五斤粮票。 　　粮票。和这儿的减价券完全两码事。粮票是你存活的许可。它限定每个人的占有量，限制不合理的食欲，限定人的居住范围和活动半径。必须得到上海市当局发的每月二十八斤粮票，一个人才能叫自己上海人。你可以有房产，有钱，但你可以照样挨饿；没有粮票，一切物质对你的肌体都是无机的。因此没人买得起这只木盆，知道它值，知道它盛着一条半人命。 　　看去多汁的乳房其实已经干凋，婴儿正在遗弃它从沉睡直接进入昏迷。 　　我猛见贺叔叔站在我对面时，有人正跑去叫警察，有人把一个山芋面饼放在女乞丐面前，就迅速而鬼崇地消失了。把怜悯摊开在众多眼皮下是件羞臊的事。这样露着一个乳房的女乞丐，怜爱和那个乳房便有了种联系。 　　我的目光始终不离开这只乳房。我几乎忘记它从哪儿来。它和眼前的图景有哪种关联，却是一阵为它而生发的激情。我在今天可以对当时的激情有所懂得了。似乎什么东西接通了它和我，它成了我的。我明白地体验它被我自己的身体负承起来的分量，一种伟大的分量。那突起；我明白地体验我自己的掌心托起它的满足。 　　女乞丐不自觉地向前送着胸部，雕塑一般在脊背上形成后仰的弯曲。那不自觉的原始慷慨。 　　三十多年来这个形象蚀在我的记忆里，越来越深。十一岁是不该去对女乞丐的乳房发生崇拜和惊羡的。贺叔叔看见了我目光的靶心。他叫我一声。我看看他，从他担忧和困惑的眼神里，我知道自己是荒谬的。我们同时又去看一眼女乞丐。一个感觉在我心里映动一下。贺叔叔的手托住这乳房。就是那只走起路来不甩动的手，它之所以不甩动是因为它有一个使命；手和这只乳房，它们有个秘密的关系。 　　贺叔叔又叫我一声，皱起眉露出父亲式的焦灼。他说，你可把人找苦了小伙子！他走过小小的空场地，走过木盆和山节饼，一时间把人们视线的瞄准弄乱了。他拉起我一条手臂，说：有什么好看，车在那边等咱们呢！仿佛他自己也没意料到的一个动作，他随便从口袋掏出一个小纸团儿，投在那只木盆里。两张二十斤的粮票。他扯起我走出人堆，女乞丐在后面叫：大哥，把盆拿去吧！ 　　贺叔叔没理她，脸上有浅度的恶心。女乞丐叫他“大哥”人人都听到了。他不想那么公然地做她“大哥”。本来那点儿不经意的体己，全让她卖弄出去。他还怕她会叫着叫着上来拉他，献出一只美丽的洁白乳房。我想贺叔叔是先我一步看见女乞丐的，也一定看得比我深人。一边看一边从贴身口袋掏出所有粮票。两张小纸票在他手心不停地团着，在指缝间捻揉，心病似的愈结愈紧。如同《紫槐》中的少年士兵和老妇人；似乎有一丝儿私情是他不愿暴露的。所有人同她都似乎有一份暖昧的私情，他们正受折磨，却不能承认。 　　贺叔叔拉着我的手，一直拉到吉普车里。我一直找不着贺叔叔的眼睛，车内是暗的。我叫了他一声，他回转睑表示答应我，可我仍找不着他的眼睛。按说是哀哀的，按说是《紫槐》中那少年的。一个人不给你看到他眼睛的时候，不管他怎样把整个面容给你，你都是找不到的。 　　在几年后那些批斗会上，贺叔叔罪人一样由衷地低下头。人们把他的头发向后扯起，想让台下所有喊“打倒贺一骑”的人看看他的面容；他们看见了他被扯出了位置的五官，却看不见他的眼睛。那个时刻，只有一霎，十五岁的我看见了他的眼睛。只有我一个人看见了，是他给我看的。他只给我一个人看那里面的委曲、狂怒，那令他疯癫的自尊的剧痛。他只允许我看了那一霎。 　　文化大革命。 　　不止了，是三十年前了。 　　是，叫红卫兵。 　　不是坏人，就是和我当时的年龄相仿的孩子。有的稍大些，二十来岁。 　　参加过，后来退出了。我发现一篇很长的批评文章一共才用了七百多个字，就退出了。重复性太高，多枯燥。 　　离开火车站以后，我没有再见贺叔叔，直到秋天。他还是照原样揉揉我的头发。我们还像原先那样亲熟。整个的来往中，却有了一截省略。 　　我从来不能确定那一夜存在过。 　　他想必是把那些都摆设好了，在快入夜的时候，说他有三五句话必须和我谈。我们都给系里那架愚蠢的老复印机延误到那个钟点。十一点，四百页书稿钉成册。就是他和我合作了两年的那本书，《中国当代文学语言的非流通性》。 　　没有告诉你过吗？ 　　没关系，你需要记的事太多了。 　　在专注于这本书写作的时间内，我和舒茨成了我俩私人关系的局外人。他不甘心这样，有时我也不甘心。 　　我也不甘心。不明白为什么。我以为最希望的就是这样相安无事，偶然约会，许多事情不去深究。这好像应该是七十岁的男人和四十五岁的女人之间最明智的关系。你知道他妻子还在挽救他们的婚姻。有次来了个中国运动员的参观访问团，酒会上挽臂走进来的老夫妇，就是舒茨和妻子。我立刻喜欢上了这个盘起灰色发辫的女人。她有着和丈夫一模一样的顾盼和微笑，一模一样端盘子、持餐具的手势，完全相仿的方式扮个鬼睑。她同舒茨被同一种生态环境演化，成了绝好的一副对称体。长久的厮磨和摸索，两副天性如七巧板那祥一点点淘汰误差，一点点拼对如整体。非得怎样甘愿被埋没的女子，才能与她的男人形成如此的唱和。她给所有人留下的最好的印象，是她不企图留任何印象。她是淡雅的一份，可有可无，却在舒茨忘了的事情上都能给予精确补救。她轻快抹去舒茨落下的一片菜叶，拾起他扔的不是地方的一只纸杯，替他换一块干净餐巾，自如与协调，几乎像是舒茨在自我纠正，他们完全不知道那种滑稽的一体性。 　　舒茨和她去婚姻调解处，已有一年了。 　　一个女人已经溶解在他生命里，他怎么会不寂寞。好的婚姻都寂寞。达尔文的婚姻也是寂寞的。寂寞在达尔文那里，是甜美的。在舒茨那里，也一直甜美，直到一天他决定它是苦的。 　　对，是我出现的那一天。他这样说的。 　　我们的面谈延长了三小时，就是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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