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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叔叔是个少见的高个,平而宽的肩,一头厚重黑发梳成一个农夫想当然的城里人发式。同那个年代的所有人一样,他的衣服在尺码上非常马虎,几亿人仅有三四个尺码,每个人都在不合体的间隙中找到可身,每个人都在分承其他人的形体特征。一条深灰色棉布裤子,发黄的白衬衣,所有口袋都塞着小本或纸片,从外部形成坚硬方正的凸突。他倒背两个手,笑眯眯地看看墙上,又看看天花板和地面以及所有古里古怪的家具,他看向哪里,妈就道歉到哪里。妈说:墙好久没粉刷了;家具早该重新油漆的。

  然后贺叔叔看到了我。

  你有没有这种时候——偶尔地,你和一个生灵,一只小野猫,或一只狗,也可能一头牛,甚至一只失足坠落到你脚边的松鼠突然间目光碰在一起?内心的某种锋芒对上了,你和它同时一阵轻微颤栗?一阵莫名的恐怖。同时又是莫名的感动?你几乎证实了灵魂和灵魂在此一刻的邂逅;超越类属的彼此关照在那不期然的邂逅中达到了平等和透彻的懂得?

  你看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想贺叔叔在他看我的一刹那间,就是这种无可名状的经验。有时在各种质料塑制的圣像前,有那么一次,或两次,你发现你的目光被一成不变的抽象眼神突然接纳了,你相信有个对应的磁场,在对方那不朽的、无机的形骸中。

  谢谢,我没事。好的,我会自己倒。

  记得很清楚。很清楚。坐在角落个高凳上,趴在更高的一张桌子上写正楷。桌椅的高度使我不能想下来就下来。我爸的祖父就这样让他所有的晚辈把字写体面了。在这凳子上干什么都受罪,除了写字。我悬危地拧过身,屋里充满黄酒似的灯光和这北方人的魁梧阴影。门外窗外,傍晚不白了,在紫起来,灰下云。手提一根不合比例的大羊毫。墨汁蘸得不能再饱,一触即溃溢开来。

  对的,我六岁。一件白棉质的短裙,两根吊带吊在肩上的那种,水远是那个式样;简洁,把一点儿廉耻也简洁掉了。我不记得我是否反抗过那样式的白色遮羞布,我想我定反抗过。这件白裙子就是我孤独童年的夏天。我天性中的离群落伍,原是可以被掩饰的,或被逐步矫正的,如果我在一开始加入人群时就有一副为人认同的外表,如果找在第一天去幼儿园时穿着与周围融洽的衣服,我就不会被同龄者围堵,任他们评点:医务室的白窗帘吗?糊鞋底的白布吗?她妈妈忘了给她穿衣服吗?

  对,那第一瞥目光。我是不期然坠落到他脚边的松鼠,拧着脖子,看着他。

  他呆了一刻,我现在回头去想,也许那刻夸张了他自己,在找生命的四十年流程中。他那个愣怔不说明什么;狭路相逢的陌生人,也得站下来,相互定定神,再交错过去。

  之后他背着手走向我。手从背后拿出来了,放在了我残余着靡子粉的胳肢窝下。他把六岁的女孩抱起来了,把她从高凳子上摘取下来。他哟嗬着说:闺女!他三十岁的面孔和我六岁的面孔在半尺之内,我没有笑。后来妈妈说我小脸惨白。回到刚才那个松鼠同你的邂逅,你一伸手捕起它;什么都毁了。

  今天我却还能轻易回到他的气味中。那浴洗过的,带夏天凉风味的男性肌体。健壮的庄稼汉和军人对自己的体嗅做了精心处理后的肌肤。

  妈妈开始为我向贺叔叔抱歉:她不肯叫人!她提醒他别让毛笔弄脏衣服。贺叔叔没听见她,把我放到地上,放在他蹲下的两膝间,对我说他常听我爸爸描绘我。他又对妈妈说,这闺女长得不像你,像她爹。他两只大巴掌捺在我肩头,两根白布带使它们看巨去病弱伤残。他笑容中有点疑虑。那时代我们中国只有儿童敢于华丽,可以取名叫瓦夏或卡佳,莎莎或薇拉,他们可以有俄罗斯式的衣裙和发式。他们尚未成长成人,是“祖国的花朵”,花枝招展是尽本分。这就是贺叔叔笑容中的那点疑虑:她没尽本分。白布下露出过细的腿和臂,他也有疑虑。这是个忽略了某部分成长,同时抢先了另一部分成长的孩子。

  他问我几岁,叫什么名字。这些在他反剪手朝我走过来,强打起兴致抱起我时,妈妈就格式简明字句精确地告诉他了,他无非是要听我自己来一遍。他和这个孩子总得有个正式开始啊。面对一个不苟言笑的孩子,这位魁梧的北方汉子同所有成年人一样,开始屈就和低声下气。我一一答对,声音适中,身体绝不扭来扭去;认真地吐字,虽然缺了的门齿凉丝丝地漏风,影响每个词的棱角和形状。这个六岁女孩不像她一般的同龄人那样端起孩子的架子。

  那种成年人们习惯和期待的腔调,咿啊呀的带怨艾和辩解的娇昵,对自身弱势的自甘和倚势仗势,不在这个老气的女孩身上。但他还是把脸偏斜,把一只耳朵凑向我的嘴唇。

  我们成年人有一些规定动作,抑或说套路的姿态来同儿童相处。诸如偏斜脸,凑上耳朵,做慈爱状。表示我们的屈就;我们由于爱而屈就。但这动作明显不合适贺叔叔,他在急乱中拉了别人做惯的俗套动作,从而使自己好歹有个位置和方向。

  你感觉到吗?我们成年人往往在孩子面前是心虚的。我们常感到他们所具有的那种神秘的裁判权力。我们在一个婴儿绝对无偏见的眼睛面前竭尽亲善,竭尽媚态,因为他正从一张面孔看向另一张面孔,正在根据某种我们无法度测的准则对我们进行仲裁和选择。我们在此刻是那样期望他的好感。期望他突然向自己挥摇双臂扑来。从而赢得这个意味深奥的选拔,在选拔悬而未决之时,我们一再尝试新的取悦方式,然而每个动作注定是越来越愚蠢,自信心不知怎样就瓦解了。

  就是在我面前蹲下庞大身躯的贺叔叔的处境。

  我和他,从那之后的三十九年,他一直在等待我延宕的选拔和裁决。

  女孩没笑容,一字一句讲完了不超过十个字的简历。女孩和他的动作显然没有配合起束。他略略手足无措,直起身来。

  在妈妈为我的不识相不吃哄向贺叔叔赔礼不迭时,我爸回来了。一个番茄鸡块的罐头在手中,罐头在那个时代是贵重东西,商标上的“中国制造”把国家水准放到一个省份城市的家宴上来了。金红底色,一只绿尾黄毛公鸡和四只大红番茄,扁圆形铁听,到今天在我记忆中还鲜艳无比。它那千篇一律的气味带一股很浓的铁腥是爸爸狂喜或大怒或大彻大悟的信号。是他升迁或机运转折的标识。

  爸进来后对妈说:唉,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贺一骑同志,《紫槐》的作者。妈笑眯眯的:久仰啊!爸根本来不及等妈完成她的敬意又对我说:你有没有叫贺叔叔?根本没有给我一点空隙,他又转向贺叔叔说:这屋太热,院子里坐吧。又没等贺叔叔置可否他跟妈说:老贺老八路了,十几岁就参加抗日!

  现在看见我父亲了。瘦长,略驼,嗓门很大的这个人就是我父亲——穿条米色短裤,露出毛盛的腿,上身一件白衬衫,绵软的质料使它永远前襟短于后襟,领子如同两片砖缝里长出的芽叶,不得伸展,愤怒而委屈地蜷在那儿,胸前的两个口袋像他眉毛一样愁苦而滑稽地倒垂下来。很细的手臂,很尖的胳膊肘,很大的喉结。他对自己的驼背一有认识就深吸口气,同时猛一勒脊梁骨;而他认为的挺胸实际上是耸了耸肩。还有一副对悲哀事情准备就绪的眼神;他悲哀的事物中绝对包括他自己。在一个地方或一些人面前稍站得久些,某种不自在便来了,他便把两脚掌心对掌心地翻过来,仅以两脚的外侧撑着地面建筑那荒谬而不雅的芭蕾式平衡。这个平衡所要求的精力集中使他疏忽了他的不自在。

  是,的确,我在讲到我父亲时会情不自禁。我非常爱我的父亲。他的基因,是我内心所有的敏感,激情和危险。

  谢谢,我自已来。时间到了请告诉我。

  已经超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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