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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他说沉重和扭曲给了她独特的仪态。或许这正是使他欲罢不能的原因。他就那样看着她在草坪上走，并不是存心埋伏她，渴望使他不由自主。他看她从公寓的大玻璃门出来，在草坪上和一个牵狗的熟人寒喧，说天气有多好，希望它好下去。然后乔红梅给了狗一个甜密抚摸，看得出，她和动物相处得自然、舒服。她抚摸狗时，长围巾坠落到地上。他说那条围巾使她原本没有想法的一身装束一下子有了强烈的宣言。那频临灭绝的图案和染色使偌大一片草地苍白了。那红色让他想到古印地安人织地毯时，把一种甲虫碾碎而得到的红色浆液，那样饱和，看上去都腥气，和任何一种红色都不同，就是古老的性本身（看来他对古印地安地毯也有兴趣）。乔红梅就这样一步步走来，身姿依旧谦让而躲闪，背向那座苍白的布尔乔亚公寓楼，它的十六层楼里住着这所大学的十多位教授，过着苍白的生活。 　　他连楼里有几位教授都摸清楚了。乔红梅向四周看一眼。旁边一个男孩在捂嘴大笑，正和看不见的谈手聊得火热，据说他们在网上可以开ｐａｒｔｙ，十多个人七嘴八舌，空间距离几千英里。 　　这人说他对自己感到吃惊，竟会如此无情地丢弃他一贯的行为准则，屈从渴望，干着不大上台面的事。草坪四周有些长椅，他坐在某一把长椅上。在她与他距离缩短到二十米时，他对自己说，好吧，让我登场吧，只需站起身，朝她伸出一只手。但就在乔红梅离他五步之遥时，忽然向身后的公寓大楼转过身，朝十六层的一个阳台扬了扬手。他看见她手势家常，笑容也很家常，充满对眼下生活的安全感和麻木。从他的角度，他看见一把未撑开的淡蓝遮阳伞和白色塑料桌椅，她的丈夫伏在栏杆上喝早晨的最后一杯咖啡。因此他没有起身，与她正式开场。也许他还要再等等，等渴望造成的没出息感觉过去。不仅渴望，还有些不可告人的朦胧企图，他坦白地告诉她。 　　他怕他从文字后面走出来会控制不住自己。你身上有对男人的默许，庆幸的是只有极少数男人看得到它。 　　他语气又变得相当“尼采”了，乔红梅想。 　　走过他的长椅，她的苹果啃完了。她把苹果扔进一个垃圾筒，掏出皮包里的纸巾，擦了擦嘴和手。牵狗的熟人走回来，她背转身去，希望别再寒喧第二次，但失败了，首先狗不让她混过去。狗竖起身体，两爪抱住她大腿，热诚里藏着不可告人的朦胧动机。她呢，跟狗的主人都不去识破那动机，只说这样的早上……真好！ 　　这人断定乔红梅认识狗的主人有多年了，双方都严密控制关系的进展。他说乔红梅从垃圾筒转身的一刹那，便是另一个人，随俗、近情理、尊重小布尔乔亚的苍白友情。他说谁能想象呢？她这样一个女人从那么个小村落里走出来，那个曾把二百一十三名少女供上祭台的村落，那个让女儿们远走高飞的村落。 　　她告诉这人，她感谢他让她好好认识了一次自己。她说他的洞察力，那近乎神明的感知能力，使她第一次产生打开自己的愿望。她的秘密不仅对别人是秘密，甚至对她自己也是秘密。 　　她说有些秘密是必须守口如瓶的。第一次意识到她有了那样的秘密，是一九七七年，她十一岁。还是冬天，还是稻草垛。八个知青全走光了，仅剩的一个是男孩，十九岁。他常躺在稻草垛上吹口琴，吹累了就对村里的孩子们讲南京、上海、美国。他讲着讲着会突然停住，有时嘴里还含着半句话。他这个时候的样子很奇怪，眼睛挨个看着这群乡下孩子，像是一分钟前刚降落到他们中间。然后他用完全不同的口气说，你们多幸福，反正生长在愚昧之中，也就感觉不到愚昧了。他说哪天起火就好了，把所有稻草垛烧起来，然后就再没有绊住他的这个愚蠢小村庄了。他在所有同伴离开之后又呆了一年，骂骂咧咧，胡子拉茬，三天抱病两天卧床的一年。这一年那个叫红梅的小姑娘从他嘴里听了许多故事，美国有个林肯，英国有个培根，还有拜伦和雪莱。不论他向孩子们讲什么，都会突然转回来，用他所讲的来参照小村子的渺小、可怜、无知。就在他开始认命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他被烧死在一个稻草垛里。谷场上的几个稻草垛那一夜全烧成了灰。因为有人看见他诱拐了村里女孩，不止一次，他和女孩们消失在柔软的稻草里。 　　村里的孩子们对他永远的消失黯然神伤了许久，表面上却是仇恨他的。女孩们会哼唱他留下的口琴曲，并不知道那全是俄罗斯民歌。 　　乔红梅说，多奇怪啊，你看，我在见到格兰时，突然想到了这个男知青。 　　现在她要这人来看看第一次出现在她眼前的格兰，四十九岁，两鬓有些白发，却长着小伙子身段。和所有外教不同的是格兰教授的自信、成熟。那是乔红梅做走读生的第二年。格兰走进教室，背挺得笔直，竟无树大招风的顾忌。他朝学生们说了声中文的“早上好”，然后他说他会的第二个中文词是“打开水”，第三个词是“肉包子”。说到此他停下来，等待着什么，几分钟之后，他说：“你们怎么没笑啊？刚才我给你们时间是让你们笑的。”他告诉学生们，他有个在中国任过教的同事，回到美国警告他，“打开水”是最重要一个词，不然就会错过一早在走廊上送开水的服务员，连咖啡也喝不成了。“肉包子”也很重要，不然炊事员会给你没肉的实心馒头。他还会一句中文“我爱你”。他看着学生们瞠然的脸说，他学会它是为了记住它并绝不去说它。也是那位同事警告他的，一旦你对某女生说了它，你在中国的日子就惨了，血淋淋了。他用的是英式粗话，“血淋淋”在此处一下子去掉了他的书生气。他说同学们一定要提醒格兰教授，尤其可爱的女同学们，千万别让他脱口说出“我爱你”来—他可是个唱情歌的老手。 　　乔红梅写到这里，意识到自己在微笑，对着她自己笔下的格兰。她意识到格兰是极富吸引力的。她对这人说，你无法想象我听格兰吐出三个中国字时的感觉：“我、爱、你，”三个字超出了他嘴巴的掌握，他的样子于是像个孩子。格兰舔舔嘴唇，听一个大胆的女生纠正他发音。他又来一遍。乔红梅简直不再敢听他。那些字眼在他嘴里是生涩青嫩的，正因为此她不忍去听。她到十多年后也不能解释她当时的感觉，是不忍看他四五十岁一个教授当众耍猴，还是不忍看他不知深浅的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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