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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三

他拉乔怡在一张长椅上坐下。 　　“什么事？”乔怡问。 　　“是啊，我说不知道什么事，我怎么答应你？”黎副团长点燃一根烟，“可是他偏要我答应才肯说。” 　　“你就答应吧……” 　　黎副团长淡淡一笑！“当然，我的心不比你硬。我们在一块工作十来年，他是个好人。诚然，许多观点他和我一直有分歧，但他的品质是无可挑剔的。我猜想，他无非是让我替他去领导那说说情，让他回到部队来，随便干点什么，哪怕收发报纸、扫扫院子，他都乐意。他说：早晚不听号音，白天黑夜都不分了……我完全能体会他的心情。没想到他话一出口倒使我意外……他说等出了院就回老家，不再来了。部队有了那么多年轻有为的干部，要一个各方面水平都低的老头儿干吗？” 　　乔怡听此不禁心里一酸。 　　“他说他不会再来麻烦组织了。”黎副团长接道，“我问，那你让我答应你什么请求呢？他停了好大一会，说：让达娅留下吧，留给部队。我说：你身边没个孩子怎么行？他火了：你看不上这孩子吗？她将来肯定是个出色的文工团员！” 　　“你怎么回答他？”乔怡问。 　　“正好明年春天团里要招一批十一二岁的小学员，我看达娅条件满够，只要老徐舍得，我有什么可说的。” 　　“那……徐教导员老来更寂寞了。” 　　“我也这么说。他笑笑，又叹了一口气说，达娅交给部队，他最后的心愿就了了。” 　　乔怡一惊，仿佛这话含有不详的预示，“他知道自己的病情？” 　　“也许吧……人老了，总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会诊仍在进行。黎副团长上午还要忙团里的事，先走了。萍萍换了衣服下来，急匆匆道：“我得去跑跑晓舟的工作。” 　　这两天，她跑了四五个文艺团体，标准被迫一级级降低。前天在省乐团碰了个硬钉子，那里的头儿说上海音乐学院将有十个名额的应届毕业生分配到此，他们一律不接收其他途径来的人了。昨天她又在省歌舞团碰了个软钉子，说是他们今后不打算发展西洋乐，如果不是大提琴而是大革胡，兴许可以考虑。接着是市歌剧团，他们正拼命提高票房价值，那位团长倒反问萍萍可否推荐一名会拳脚的女演员，他们最近排练的歌剧，主角是一位女侠，如果能荐出这一角儿，他们可以考虑将大提琴“搭进去”。那位团长苦笑着说：“这不是几年前啦，外国电影挤得我们快讨饭啦……”末了，蒙他指点，劝萍萍再到曲艺团问问。　　一 　　乔怡看着萍萍那不灵便的身子：“晓舟怎么放心你到处瞎跑，他一个男人倒坐等其成？” 　　“他不知道。我想跑成了再告诉他，让他惊喜一下。既然他离不开那把该死的琴，我就成全他吧。这两天，他没琴可拉，连话都懒得说，一下子老了十多岁似的……”萍萍嘘了一口气。 　　“可你也不能不顾死活呀，光挤汽车就够要你命了……” 　　她顾不上听乔怡把话说完就走了。边走边回头挤眼笑道：“求人的事，女的比男的效率高，你懂不懂？” 　　谁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萍萍和晓舟的幸福或许是由多种不幸因素合成的。 　　乔怡来到徐教导员的病床前，大约各种各样的检查折腾得他心力交瘁，他已睡着了。一个女护士轻声告诫她：现在是非探视时间，病房一律不留人。显然达娅就是被这位极其负责的姑娘撵走的。 　　“我只呆一小会儿，……我从外地来，明天就要走，恐怕没机会再来看他了。” 　　“二十分钟。别让护士长看见，不然要扣我的分了。” 　　乔怡蹑手蹑脚地坐在床边的方凳上。徐教导员躺在被子里，被子仍显得空瘪瘪的。窗外是难得的好太阳，但被摇来摇去的树影遮掩，使徐教导员的脸忽明忽暗。 　　他瘦了、老了，不，是更瘦更老了。他或许再也喊不出那种金属音色的口令了，他或许再也走不出以往那标准的步伐了，他或许再也不能领着鼓动组超过急行军的大部队，占领一块坡地说唱了。但他床下那双洗白了的毛了边的军用胶鞋，鞋带系得整整齐齐！衣帽挎包挂得那么有条理，仿佛这不是病房而是营房，仿佛一声紧急集合哨他还会戎装整齐地第一个到位。难怪啊，军旅生活几乎是他的全部阅历，统治着他的意识和下意识…… 　　记得杨燹被专案组带走后，乔怡心如槁灰，她递交了复员申请。徐教导员不解地打量着她：“怎么，部队不好？” 　　乔怡把玩着军帽，摇摇头。 　　“那么为什么要走？”他伤感地问。 　　“部队……哦不，是我不适合留在部队！” 　　“不适合？” 　　“对。因为我和别人不一样。我想和别人一样，但事实证明不行。” 　　徐教导员苦笑着摇摇头：“你这孩子，可真麻烦。那些烂七八糟的书你读得太多啦！” 　　乔怡声明那些书并非“烂七八糟”，全是世界名著，人类知识的结晶。 　　“所以你总是有些怪念头……换了我，我一辈子也不离开部队，打都不走！你家里对你的影响太大，你该从思想上与他们划清界限才对。” 　　乔怡又声明复员并非是那个家庭对她有什么吸引力。虽然那幢小楼又回到主人名下，但儿时臆想的童话世界早已荡然无存。父母变得更加卑琐和小心，他们对生活只求安宁，不求享乐。少了那个大吵大嚷的外婆，小楼静得让人发怵。乔怡每次探亲总是提前归队，她感到家里与外部世界的温差起码有十度。当全家围着那个旧红木八仙桌，用那些笨重的银质餐具吃饭时，乔怡偶尔对社会发几句豁边的议论，父母都会向她竖起食指：“嘘——解放军不能瞎讲的。”，两个哥哥也会象受了惊吓似的频频眨眼。一个贫血的家庭；一个害过敏症的家庭；一个可怜巴巴的家庭——乔怡在心里对自已的家庭批判道。他们有文化，有相当高的文化，伹同样禁锢自已的思维。乔怡渴望的，是思维的自由。 　　“思维自由？”徐教导员偏过脸，吃不透这又是什么怪念头。 　　“对，部队是没有这种自由的。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组织纪律是不行的。” 　　“依你说应该怎么着？！” 　　看得出徐教导员已被她这些话惹火了。 　　乔怡答道：“我不能怎么着。所以我要求走。” 　　“就这么留不住？” 　　“对。” 　　“假如我非留你不可呢？” 　　“但愿你尊重个人意志……” 　　没想到徐教导员在桌上猛击一掌，又亮出金属嗓音：“部队，就不能有那么多个人意志！” 　　乔怡浑身一哆嗦。她告辞了，一边戴上军帽。“回来，你的帽子怎么戴的？”他问。 　　乔怡慌忙摸了摸——没错。 　　“太靠前。”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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