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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


  彼得的大眼睛在手术帽和口罩之间大得离奇。

  持双枪的常州人自己也愣了。他的枪射出子弹就像猛兽的扑和咬一样,纯属条件反射,他对此也没办法。我们的耳朵在刹那间恢复了听觉,听见被击中的人在低声嗷嗷叫。

  所有人迅速架着伤号往外撤。彼得两只大眼睛瞪着我。我的头向布帘的方向一挑,说:快去看看!

  他不动。

  常州人又跑回来,看着我们。突然,他一挥枪把,打在彼得头上。他用嫌烦的口气耳语说:不要躲呀!……

  彼得不懂他的意思,我突然懂了,低声对他说:他在帮你,让你脱开干系。

  彼得明白了,又往常州人跟前凑了凑,希望这回能给他个好些的角度。

  常州人挥起枪把就往彼得头上砍,彼得被打得退了好几步。

  好了,见血了。一道血柱从彼得的手术帽下面流出来。

  彼得对我说:你跟他们一块儿走!

  你呢?我说。

  他指指壁橱的方向,那里的号叫成了呻吟。我说我等他。他说难道你还嫌麻烦不够大?

  我松开他血迹斑斑的衣袖,用力看他一眼,跟着常州人跑出去。

  刚刚跑出医院,就看见一辆送鱼到市场的板车过去。早晨就要来了。不久马桶车、牛奶车都要出动。

  我看着那辆载着伤员和抗日志士的马车走远。城市在清晨是淡灰色的。我孤零零走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几个街口,又匆匆地走回去。我都不知道这样胡乱走动是为了驱蚊子还是为了等待彼得。

  医院对面有一家面包店,老远就闻到热烘烘的烘面包气味。我一文不名,凭着还算像样的穿戴走进去,要了一杯凉开水。我发现十个指尖都在抖,腿肚子绷成了两个铁砣。我不断向站柜台的俄国小伙子打听时间,他也没有手表,必须到后面的作坊去替我看钟。就在他第七次或第八次去后面看钟的时候,我看见彼得从医院出来了。

  他缠着绷带的脸向我转过来。这是早上五点多钟,但夜色还没褪尽,他的脸和绷带白得刺眼。我朝他跑过去。

  我们一句话也没有,一门心思往前走。走了十来分钟,我伸出手,想去握彼得的手,他触电似的浑身一抽。他转过脸,似乎刚发现他身边不是空的,有个女人,是与他亲近之极的一个女人。我可怜的彼得,居然魂飞魄散。

  我问中了双枪大侠子弹的人伤势如何。他说伤得非常重。那人的枪法真够准的。没错,够准的。那一枪打在哪里?打穿了动脉。他怎么会在手术室里过夜?哦,一个清洁工,最后一个手术做完,他清扫过后,太晚了,偷偷留下来,睡在长椅子上。我们进了手术室就把他的出路给堵住了,他撤到后面,拉上了帘子,以为可以躲过去。

  我问:那他听见外面做手术的整个过程了?

  我站住脚,彼得已经走出去好几步,才发现身边空了,猛地站下来,回头来找我。

  彼得!……我惊恐地看着他。清洁工一定听见了常州人的话——他用什么胁迫彼得就范的。

  你怎么了?彼得心力交瘁地看着我。

  你为新四军走私盘尼西林的事,他会告诉别人吗?

  彼得耸耸肩。他无能为力,或者听天由命。

  我记得那时我们已经完成了去澳门的一切打点,该付的钱付了,该买通的人买通了。我和彼得在毕勋路口告辞,还有一些事情要去分头准备。我必须马上去江西路上的银行取出杰克布保险箱里的护照,彼得要去收回投机大米的一笔钱款。我们将在无边自由(但亦是无边未知)的将来漂游,钱是唯一的救生圈。彼得在说到钱的时候,脸上有一种饥饿,鼻孔略略撑大,嘴唇绷得很薄。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会注意到他的喉结有多么大,多么尖。曾经打球、骑马,把他的脖子塑造得很美,几乎和头颅一样粗细,而现在肌肉萎缩了,喉结顶起薄薄的皮肤,让你误以为他从小到大都营养不良。

  到江西路等了两个多小时,银行才开门。我把钥匙交给一个五十多岁的职员。他请我稍等几分钟,他去把保险箱抱出来。我开锁时,发现他不知回避到哪里去了。保险箱塞得又乱又满:两件我见过的男性首饰,纯金的领带夹和一对镶小钻石的袖扣是杰克布祖父的遗物。然后就是一堆名片,一沓发黄的照片,祖祖辈辈寄居全世界各地的记录都在这些照片上。我送给他的一套犀牛角梳子也被保险地收藏在这里。这个保险箱像世道一样乱,我趁乱把护照拿走,大概连他自己都不会发现。

  我离开银行,走进八月底的上海。杰克布的护照封面有一点潮,似乎刚刚还挨着他出汗的胸口。

  我从小皮包里抽出手。手指头有种奇特的空虚。那个戒指呢?小皮包里面零碎不少,我兜底翻检了几遍,什么也没找到。手术的时候我的手指什么感觉?也是空的。后来呢?我跟彼得最后握了握手,那时候手指头上绝对没有戒指……

  我不知怎样把自己塞上了一部开往虹口的电车。一车上班上工、投机倒把做生意、当差跑腿的人都给挤得奇形怪状。戒指只能是丢在小客栈的房间里了。

  汇山路的小客栈还在睡懒觉。昨天见过的店主在柜台后面看《申报》,手里拿着个苍蝇拍子。他一见我,嘴猛一张。我知道这一夜的惊魂未定都留在我的脸容上。

  艾得勒先生大概还在睡……老板说,没有看见他出来。

  我一边请早安一边往楼梯的方向走。他还礼的话还未落音我已经上了楼梯。

  杰克布已经走了。毯子乱七八糟,木拖鞋东一只西一只。他一定走得很急。是知道那个新四军军官受伤和两只装着他工厂产品的船落入日本人之手的消息之后走的。杰克布这时候会在哪里?在浦东?该转移的要转移,该藏的要藏,够他忙的。

  我在枕头下面找到了戒指。昨夜我是否在上床时摘下了它?一点记忆也没有了。你肯定听说过弗洛伊德的“记忆的防御性”,人的记忆有一种防御功能,它会把不愉快的记忆过滤出去。

  房间还有一股杰克布的气味。为了和我约会,他往身上洒了过量的“克隆4711”。所以你能嗅出昨夜在此留宿的是个花花公子。

  浪子和他的女人在这床上缠绵了小半夜。在他心目中,那小半夜已载入他的私密史册。之后,他东渡黄浦,投入大行动去了。

  我下楼时想,昨天晚上是我今生最后一次见杰克布。这想法把我定在一级楼梯上。不知什么东西发出“哗啦”一声响,吓了我一跳。是报纸翻动时那种特有的刺耳声响。

  老板从《申报》上露出梳得油亮的分头和笑眯眯的眼睛。

  这里也能叫咖啡的。要送到侬房间去吗?老板说。

  我说谢谢了,我丈夫已经去公司上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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