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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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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照样有卖大饼油条的摊子在路边摆开。也有黄包车上来向我揽生意。路面上的粪迹也证明马桶车刚刚通过，昨夜降临的世界性大灾难并没有阻塞上海的新陈代谢。不知为什么，这些给上海带来恶名的马桶车辙使我感动，给了我一切都还活着都还在蠕动的证明。 我跟彼得见面是租界沦陷的第二天。那天发生的大事太多了。凌晨日本炮火毁了一艘英国军舰，降了一艘美国军舰，所有水兵成了第一批“POW”（战时俘虏）。日本兵占领了沙逊大厦，占领了所有英籍美籍富豪的不动产业。我在早晨七点多来到彼得家的弄堂，用传呼电话把他叫了下来。我们相拥而立，无言了很久。 彼得还没有梳洗，睡得一侧面颊上全是枕头的褶皱。我看着那一半面颊，好心动。似乎只有爱人才会看见这片脸颊，因为它不会公开，是体己的人所私有的。 我告诉他，什么都怪我，我该早点来安慰他的家人，让大卫不至于想得太绝，对自己干得太绝。现在想来挺滑稽的，好像二十一岁的我真觉得自己有救世之力，回天之力。 我第一句话就告诉他，千万别急，我从没来得及撤走的美国女同学那里打听到，即便上海和美国的航路中断，我们也可以溜到澳门，从哪里乘船去葡萄牙，再转道去美国。然后我说：我知道大卫的事了。 彼得抬起眼睛，有点吃惊，似乎想问我是听谁说的，但马上又抿紧了嘴。谁告诉我的有什么重要呢？我们慢慢往里弄口走。里弄尽头的光线好得多。 彼得说全家没一个人意识到大卫会想到绝处。大卫一直安安静静，用推车帮母亲把加工成的绸伞从杨浦区作坊运回来，仔细地一个个地检验瑕疵。十八岁的大卫从母亲那儿挣零花钱，拉一车阳伞，挣五根烟钱。 大卫是在难民大宿舍养出的烟瘾。 谁也想不起大卫显露过任何异常。父亲从轮船底舱出来之后，就一直患有神秘的晕厥病，无论是过马路，坐马桶还是登楼梯都会随时晕倒，所以大卫尽量不离父亲左右。 大卫每天下午六点左右，都拿一个竹篮去不远的菜市场买菜，那时蔬菜都是残枝败叶，非常便宜。他每天走到菜市场中段，都会碰到个六十多岁的老爷子，卖一种梗子又厚又长的绿叶菜，一棵就差不多一斤。大卫有时从菜场一头走到另一头，竹篮仍空着，不是菜太贵，就是菜太糟，或是一些菜他不认识。走过去走过来，老人筐里的菜还是卖不掉。这天老人对他招招手，说他的菜横竖卖不出去，不如送给大卫。大卫问他，为什么他的菜卖不出去，老人说上海人吃不惯这种阴沟里都能活、冬天也冻不死的长梗青菜。他和老伴逃难逃到上海，住在一个炸塌的房院里。没有足够的土地种其他东西，只能种最好活的。老人每天挑着两筐菜来，运气好的话他能卖点钱。到了市场落市，他无论如何挑不动剩下的菜走回闸北。大卫的上海话只够他和老人聊这些，关于老人的孩子们怎样了，是活是死，他都没听懂。 老人总是笑眯眯地看着大卫，用下巴点一点破烂棉鞋前面蔫头蔫脑的菜，要他全都作礼物收下。大卫若放下几枚零钱，老人便做出一张老虎脸，奓起脏兮兮的胡子。老人的这些礼物给彼得母亲做成各种炖菜，只需薄得透亮的一片黄油，阴沟里都能成活的菜也挺可口。大卫自杀的那天晚上，他仍然带了一篮菜回来，什么异常也没有。 谁都无法猜想，大卫怎样对父母“就会好的，只是暂时的”这类话听够了。或许，他自杀的念头产生得很早。也许在奥地利至意大利的火车上就产生了。他看着他的鸽子一程一程跟着火车飞，便萌发了不如一死的闪念。或者，在他认识一个中国的卖菜老人之后，他才明白他是不可能像中国老人那样忍下去，把日子挨下去的。老人让他明白，他的忍受仅仅是开始，还有多大的余地。人对于忍受原来有如此惊人的潜力。他可不要发掘自己的潜力。老人对他那样笑眯眯地招招手，他想，他不可能笑得出这样的微笑，对所有忍受下来的和将要忍受的如此宽厚不计。 彼得把他弟弟的照片从皮夹子里拿出来，递到我手里，只说了一句话：大卫是服毒死的，为了防止蚊子消灭臭虫，彼得母亲的六六粉储存非常丰厚。他从家里拿了足够的毒药，独自去黄浦江边饮尽了它。 走了一条街，就上了茂海路。往北，是东海大戏院，隔壁的咖啡屋兼是餐馆已经开门了，我挽着彼得往那里走。彼得像个乖觉的盲人，任我领路。 我们在附近一个中国人开的早点铺坐下来。 彼得对中国式的犹太面包圈也将就吃得挺好。他告诉我，这家中国餐厅老板人很大方，允许难民们赊饭吃。难民们中偶然也有一两个败类，欠了一串面包圈的账从此没影了。 因为粮价和其他物价飞快上涨，彼得必须做两份工作：在船运公司上大半天班，再去毕勋路的犹太医院上六小时晚班。彼得是住院病房的监护医师，在主治医师下班后，临时处理住院病号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用这两份工资积攒出去美国的船票？彼得呵呵呵地笑了几声。 彼得现在某些句子不说完，用这种“呵呵呵”的笑声来结束。“我父亲还想着他埋在维也纳家里的一包钻石呢。以为将来……呵呵呵……”“我母亲受一个英国女客户邀请参加茶餐会，发现那女人原来是想雇她做狗的保姆，呵呵呵………”“我妹妹异想天开地想买一架钢琴，呵呵呵……”“好了，现在太平洋上打起来了！去美国？别逗了！所有犹太佬只能烂在上海，呵呵呵……” 彼得走过了什么样的心路，才笑出如此不快乐的笑声？我回到美国的那段时间，跟表姐们逛寄卖行首饰店，跟杰克布荡来荡去，他在这里经受了怎样的日子，让他现在笑得我浑身发冷？这样笑着，他还能相信任何事物吗？我呢？他这样一笑，还能相信我吗？相信我可以要他而不要命吗？ 我告诉他，最多一个月，我们就可以去澳门，在从那里乘上去葡萄牙的船，然后，就直奔美国。一切都在准备中，放心好了，万无一失。 万无一失？呵呵呵。 我心里害怕自己会忍不住，冲他叫唤：这种笑声太不可爱了，太不像你了，亲爱的！可我使劲忍着。他向我诉过苦吗？有过一句怨言吗？一天上十四小时的班，在城市里蹬着咔啦啦作响的自行车飞窜，他自哀自怜过吗？没有。还不允许他为这样的重负打几个冷哈哈？ 下面他说了一件让我非常意外的事。在此之前他说了两遍，船票可以解决。 船票的费用相当可观，靠我从家里偷字画和摆设出去变卖（此勾当我从美国一回上海就着手了），根本办不到。彼得说他做了几笔生意，做得还不错，赚到一些钱。 彼得做生意？我看着他。我回美国不过才大半年，他不止学会对失望和希望打冷哈哈，以及吃中国式的犹太面包圈，他竟然学会了做生意了。 做什么生意？大米。大米？！对，是大米，有时也做做面粉和珍珠米（他用上海话把玉米说成珍珠米）。怎么……做呢？别问了，May，反正什么钱都不是那么好赚，呵呵呵。 我慢慢拿起盛着豆浆的粗搪瓷勺子。一勺豆浆举在我嘴巴前面，动荡不停。绿色的笨头笨脑的勺子上面，我的脸一定很傻。奸商们囤积粮食，造成粮食大恐慌，这在前一年就有。难道彼得也干这个？在人为的粮食大恐慌中，捞哄抬米价的油水？ 我喝下豆浆同时对自己说：这是你死我活的年头，若想不死，他们或许就要置他人死活于不顾。他一家的命是从希特勒手里抢出来的，现在正要从日本鬼子手里再抢一次。 豆浆里的糖精片放过头了。 彼得告诉我，他是向菲利浦贷了第一笔款做粮食生意的。他工作的那家公司一个部门经理从中搭桥，给彼得提供了门路。从美国回来后，我去过菲利浦家。一进门就发现气氛不一样，下人们都静悄悄灰溜溜地在曲里拐弯的家具和摆设的夹缝里擦灰、打油，比以前更像影子。我坐在客厅里等待菲利浦的几分钟里，留声机一声不响，钢琴也一声不响。在这幢房子里，这两样东西从来不会一块儿沉默。果然，菲利浦一看见我眼睛就红了，世海不见了，不知去向。好好一个世海，某天傍晚出门去看美国对英国的拳击赛，走前还要他妈妈给他留一碗他爱吃的闽南式花生猪蹄汤，结果就没了这么个人了。菲利浦断定这个小鬼头不知怎么又惹了日本人，让日本人收拾掉了。日本人加上汪伪政府的特务，收拾起人来快当得不得了。温太太在如此打击下得了嗜哭症，晴天雨天都让她想到儿子从出生到十八岁的一个个细节，熟人生人面前，她头一句话总是“侬阿晓得阿拉世海……”眼泪就下来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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