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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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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和彼得最好的一段日子。我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别忘了：合适我的工作不多，不能打钟点卡，又要边干活儿边做白日梦），所以我整天陪着彼得给他的学生们上课。 他那个五岁的学生刚刚起步，彼得一个示范要做十多遍，第十遍跟第一遍同样认真。语气也同样一丝不苟：“Once again，please。” 我总是把椅子搬到一个能看见他侧影的角度。我喜欢在他完全忘了我的时候看他的侧影。他一认真起来就把我完全忘了，这正是他最好看的时候。他的精神全部凝聚在目光中，因此样子有点狠狠的。你可以看出他会有神经质的时候。他的温良不是无条件的。 他会说：还是不对，亲爱的。 他批评人的时候总要加上个“亲爱的”。而在夸奖人时语言朴素。或许他的母亲就是这样批评他。要么就是他的钢琴老师。他的童年不太好玩儿，要完成父母一个又一个教育规划。对音乐、骑马、网球的好恶在他出生前就被决定了。他的“不喜欢”已经预先被否决了。不喜欢？没关系，谁都一样，都从不喜欢开始。有益于你的东西都不好受，当然你不喜欢。犹太孩子首先得习惯不好受的事物。 我看着彼得的侧影。厚厚的卷发压着他高大的额头。所有的长辈都要他好上加好；光是功课好不够好，还要样样都压过你的亚利安种同学。他们的国家，他们是主流，要跻身主流，你只能比他们的修养更好，档次更高。因为你起点不同，你是从一个被他们看得很低很低的起点走出来的，你只能走得比他们高。 我的母亲是唐人街长大的，她要她的孩子我杀出唐人街去，就用戒尺把我钉在琴凳和舞蹈把杆上。她宁可吃隔年的咸鱼，也要省出钱，把她的女儿武装到牙齿，从唐人街杀出一条血路。她终于把我对一切高雅事物的胃口败尽。 彼得的母亲不用戒尺，用淡漠阴沉、带有先知性的语调对他说：你没有选择，亲爱的！ 每个成年的犹太人都有资格做孩子们的先知。几千年来降临在他们种族的苦难太多太多。没有选择，必须有备无患。必须做事留后手。首先以最好的功课选学最赚钱的学科：医学、法律、金融、科学；万一不行，第二手准备顶上去：音乐、体育、艺术。 童年和少年的彼得气也喘不过来，拔了尖再拔尖，他不是作为一个孩子活着；他是作为父母的志气、希望活着。幸亏他母亲的先见之明——眼下医学学历这张牌打不出去，他还有的是牌可以打。 彼得教学一分钟不超时，到时候就从忘我境界中一跃而出。有时菲利浦的儿子想和他搭讪几句都留不住他。他不挣陪人闲聊的钱。 我们从他学生家出来后会漫无目的地闲逛一阵。我会提出一些可去的地方：老城厢去吃点心，黄浦江上坐乘凉轮渡（对了，我和彼得恋爱在早春，关系稳定后，夏天就来了），或者去墨海书局、商务印书馆去看不要钱的书。彼得读过所有的经典文学著作，但对哪一部都谈不上酷爱。 你看，我还是没有让杰克布出场。人老了，对过去的事情记得比当下的清楚。清楚多了。过去的事情再不好，谈起来都味道不错。 这是我找到的照片。都不太清楚了。跨了一个世纪。你可以看出我的家和我少年、青年时的样子。昨天你走了以后，我又仔细想了一下，觉得讲述得不够好。 我必须回过头把菲利浦的家介绍一下。菲利浦祖籍是福建人，曾祖父跑国际单帮跑阔了。所以他家房子再大也只住得下家具和摆设，而住不下人。家具、摆设堆砌得能让你的视觉窒息。南洋、西洋、东洋的东西杂陈一处，随时随地都有个影子般静默的女佣在缝隙里移动，为家具和摆设上无数的洞眼、雕刻、花纹擦灰，打核桃油。 菲利浦的太太有十多个用人要指挥，很少露面。菲利浦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我爸爸的学生，在我这个故事里没他角色。我要说的是跟彼得学琴的小儿子。他叫温世海，十六岁，通英文，半通德文。他形象没什么特别，但有一双特别的眼睛。这双眼睛上下眼皮都已松弛，让你想到他要么有嗜睡症，要么彻夜不眠。世海世海，上上下下的温家人都这么叫他。从这一点看，我认定他没架子，不让人非得叫他“二少爷”。温世海的眼神上了年纪似的，十分呆钝。阔也能把人阔乏了。只有一些瞬间，当他说起日本兵占了他朋友们的足球场，在那里练兵，或者，日本兵把几个外地口音的男人抓到桥头大厦（当时日本宪兵的监狱），要当抗日分子枪毙——这些个瞬间，他就有了另一双眼睛，眼神是亢奋的，渴望走出常规，渴望奇迹。 当今一个十六岁的男孩能干什么？还是让父母伺候吃穿的大宝宝。最多顶一顶嘴，但不会有宏大的谋反企图。那时十六岁的男孩子，已经干得出许多大事，比如在日本军征的粮食里撒六六粉，从百老汇大楼顶层撒反日传单。温世海就是在一个乖儿子的伪装下，夜夜忙着抗日的小男子汉。 他每次在钢琴课结束时，都想和我们聊聊。他不能和他的父亲、母亲聊，他们太没骨气了，早就在殖民者的势力夹缝里活得舒舒服服。他从我的一两句对日本罗圈腿的打趣中看到希望，想把我的攻击性语言好好利用一下，提升一番格调，变成抗日的积极力量。可我就那么点激情，那一刻全用在恋爱上。 你们到我们学校来参加音乐会吧，他在门口给了我两张票。他上的是一所美侨学校，聚集了不多的中国富豪或名流的子女。我们的音乐会很灵的，两个女高音都灌过唱片！请一定赏光！ 这一刻世海的两只眼睛一点也不呆钝，我和彼得就是他走出平庸的向导似的。 彼得热切地看着我。希望我答应带他去这个音乐会。 音乐会规模不大，在学校的礼拜堂里举行。彼得看见一对对珠光宝气的男女拥着一个个如花似锦的少年，便轻声向世海打听，那些男女是什么名流。 礼拜堂的门厅宽阔，摆出长条桌，上面陈列出冷餐。门厅的一头，搭起一个酒吧。上海的各国美肴这里都有。欧洲一片战火，可是它的葡萄酒、香槟照样整船运来。一九四〇年的六月，上海的犹太难民正抱怨天亮之前走路常常被尸体绊倒，抱怨只生孩子而不喂孩子的中国父母，把孩子的小尸首到处乱扔。这些抱怨者该到这里来换换眼界。藏污纳垢、苍蝇如云的上海包藏着这样一个精致高雅的上海，这两个上海似乎从来不碰头。 学生家长里有一个美国医生，他在百老汇大厦附近开了一个私人诊所。他正好在我前面取冷餐，大声地谈论上海当地供应的生理盐水和葡萄糖不够干净。美国人嫌恶黑人和中国人嗓门大，而这位美国医生的嗓门又让他周围的几个英国人皱眉撇嘴。 我笑着问他，能否把他手里的公用银夹子放回去，因为我需要用它取两片弗吉尼亚火腿。 他的大红脸蛋更加红了，对我诚心诚意道了一声抱歉，我说没什么，我去过您的诊所呢。 噢？ 是的。我去那里申请过口录打字员的职位（我打字飞快，比弹钢琴出错还少）。 真的？ 我的打字考分第一。您当时是这么告诉我的。 那是什么时候？ 去年秋天（那时候我正在为离家出走做准备）。 后来呢？我为什么没有录取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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