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14)_严歌苓

一四

　　这样，何小嫚不可逆转地就要走向我们这个集体。

　　在我过去写的小嫚的故事里，先是给了她一个所谓好结局，让她苦尽甘来，跟一个当下称之为“官二代”男人走入婚姻，不过是个好样的“二代”，好得大致能实现我们今天年轻女人“高富帅”的理想。几十年后来看，那么写小嫚的婚恋归宿，令我很不好意思。给她那么个结局，就把我们曾经欺负她作践她的六七年都弥补回来了？十几年后，我又写了小嫚的故事，虽然没有用笔给她扯皮条，但也是写着写着就不对劲了，被故事驾驭了，而不是我驾驭故事。现在我试试看，再让小嫚走一遍那段人生。

　　要是在我那堆老照片里好好地勘探，能把何小嫚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找出来。照片上的何小嫚穿着没下过水的新军装，军帽把头发全罩在里面，扫马路女工戴防尘帽的戴法。照片是她入伍后的第一个礼拜天照的，眼睛看着前方，并不是看着摄影师钻在遮光布里的前方，而是把自己的来路历史全切断而光明都在前方的那个前方，紧抿嘴唇，嘴角劲儿使得大了点儿，当年时兴这种李铁梅亮相口型。何小嫚是一九七三年的兵，我那时已经被人叫成萧老兵了（也可以听成小老兵）。我被临时抽调到新兵连，是为了给新兵们做内务指导。我可以把棉被叠得跟砖头砌得一样方正，一样硬邦邦、不温暖。

　　我还有个手艺就是闭着眼睛打背包，闭上眼睛把松散的棉被棉褥捆扎成一个一尺半宽，一尺八长的背包只需四十五秒钟。那时候我暗里谈恋爱，明里争取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以一切都做得恶狠狠的。一九七三年春天，从上海来的女性新兵整十人，一间简易营房里摆十二张通铺，头一个铺归班长，最后一个属于副班长。萧老兵暂时睡在副班长位置。何小嫚就这样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军帽戴到脑门儿，帽子后面也不见任何头发，乍一看是小男孩。两周有人就发现了问题：何小嫚从来不摘军帽。熄灯号吹响，她的帽子还在头上。

　　上海话是很适合交头接耳的。交头接耳的结论很快出来了：“一定是个瘌痢。”

　　那帮新兵都十五六岁，正觉得新兵训练不好玩，想找什么玩一玩。于是有人提议，刺杀训练的时候假装刺偏，用木枪把何小嫚的帽子挑开。很快发现这么玩儿可能会玩儿大：万一挑不准，挑到眼睛上，或者手上轻重不对，木枪杵伤她，那就玩儿大了。新兵连是什么地方？是退货的地方：一旦发现残次品，哪里来的退回哪里。所以新兵训练三个月是一段试用期，谁也闯不起祸，否则试用期随时可以结束，你从上海千里迢迢来成都，唯一所获就是一套新军装。冒着被部队退货的风险揭露一个瘌痢，不值。

　　一周过去，何小嫚那日夜都是无懈可击的军容风纪。通铺上方的墙上钉着铁钉，挂着军装军帽，“错”戴别人的帽子是可能发生的。新兵班的班长在我们眼里是正规军，从通讯团来的。只有她一个人戴手表，还拥有一个旅行闹钟。我们打起她闹钟的主意来。一听我们要借闹钟，班长马上拉起防线，问我们“想干什么”，但口气已然断定我们“干不出好事”了。她一对小眼白着我们，笑笑：“不借。”倒是干脆。不借我们也有办法，偷偷把她闹钟的闹铃上到五点五十八分，比起床号早两分钟。两分钟足够我们开灯，让何小嫚军帽下的秘密大白天下。

　　新兵们密谋，一旦听到闹钟铃声，就由何小嫚右边的人“错戴”帽子。

　　第十章

　　第二天一早，比起床号吹响早两分钟，新兵班长的闹钟闹起来。营房里还是黑夜，何小嫚右边的邻居一纵身跃起，同时向左边伸臂，抓下左上方挂着的军帽，立刻扣在头上，与此同时，另一个新兵跳到门边拉灯绳。就在新兵班长咕哝闹钟怎么会响铃的时候，灯光大亮，所有人都向何小嫚注目。我们都以为会看到想当然的一个瘌痢头，但大家全失望了，或说比真看到瘌痢还惊讶：何小嫚的头上不仅长着头发，而且一个头长着三个头的头发。让我试试另一种形容：何小嫚的头上是一个头发的荒原，或者，头发的热带雨林。那样不近情理的茂密，那种不可遏制的充沛，似乎她的瘦小身体所需的能量摄入极有限，而节余的能量都给了头发，那一头怒发冲冠是她生命能量的爆破。

　　我们所有人是应该喜欢甚至羡慕这头发的，可我们都有点儿怕这头发，这头发跟我们比，太异类了，细看它的每一根都带无数小弯，每一根都茁壮油黑，我们一时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喜欢太异端的东西。终于有人对何小嫚的头发发言了：“哟，这是头发呀？！怎么长的呀？！”明明是质疑的。质疑者姓林，叫丁丁，她是新兵训练中期来的，新军装里还系着一条大花纱巾。她孩子气地把手指尖伸到何小嫚的头发上，一摸，赶紧缩回，看看手指：“不是染的吧？”何小嫚把自己的头挪开一些，挪到距林丁丁手指安全地带。林丁丁接下去又说：“也没烫过？”何小嫚摇摇头。丁丁又说：“怎么长成这样了？”明明有点儿嫌恶了。

　　从此我们有了个基本态度，对何小嫚的头发的微微嫌恶。

　　后来何小嫚告诉我，当年她跟接兵首长和其他新兵在上海登上西行的火车的时候，送行的只有母亲。母亲想在女儿远行的前夕再做一回亲妈。火车晚上发车，母亲的送行从上午就开始，开始在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母亲替女儿寄存了不大的帆布旅行包，然后领着她来到淮海路上。有一家叫“鲜得来”的小馆，做的排骨年糕名气极大，店堂里坐不下，大部分人都端着盘子站在马路上吃。母亲就在马路上宴请女儿。她只买了一客年糕，让小嫚吃，自己一手端着一碗汤，一手端着个放辣酱油的碟子，不时提醒女儿：“蘸点儿作料呀！喝口汤呀！”没有餐桌，母亲宁愿做女儿的餐桌。

　　吃完午饭，娘儿俩又去逛公园。二月天出了个四月大太阳，母亲在复兴公园的草地上铺了张报纸，让女儿坐上去，由她来为女儿梳辫子。小嫚的头发难梳，母亲把她梳得疼极了，比弟弟揪的还要疼，疼得她眼泪盈眶。父亲活着的时候，她最怕母亲给她梳头，宁可由父亲用条手绢马马虎虎把她头发扎成一大捆。自从做了拖油瓶被拖进继父家，她便开始想念母亲梳头的疼痛，但母亲再也没心思没时间花在她的头发上了。

　　母亲给她梳头简直就是跟她的头发打仗，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镇压，最终把那一头不断抗争的头发全部制服，从头顶到辫梢编成了花儿，告诉她那叫“麦穗花儿”，也叫“法国辫子”。她问为什么叫法国辫子。母亲柔声说，也是别人告诉她的。小嫚猜“别人”就是她的爸爸。母亲此刻在想她的亲爸爸，母亲跟小嫚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看见小嫚的相貌和体征替她的亲父亲活下来的时候，就会想念她那个软弱善良的前夫。前夫的好大一部分活在小嫚身上！二月的阳光里，他们一家团聚了，只是缺席了小嫚的亲父亲。

　　“你知道你这种头发叫什么头发吗？”母亲突然问。

　　女儿不知道。

　　“叫纱发。中国人难得长这种头发。”

　　小嫚还认识一个长这种头发的人，她的好爸爸。母亲还不只一次说过，贵人不顶重发，这么厚这么重的头发，只长在苦命人头上。

　　我们看到的何小嫚，就是把母亲的手艺藏在军帽里的瘦小新兵。我们怎么会知道，小嫚想尽量长时间地带着母亲的痕迹在我们这群陌生人中生活。对于她，母爱的痕迹，本来就很少，就浅淡，法国辫子也算痕迹，她想留住它，留得尽量长久。两周之后，辫子还是保持不住了，她在澡堂的隔扇里拆洗头发，却发现拆也是难拆了，到处是头发的死结。她把核爆炸蘑菇云一般的头发塞进军帽，跑到隔壁军人理发店借了把剪刀，把所有死结剪下来。我们要揭晓她军帽下的秘密时，正是她刚对自己的头发下了手，剪了个她自认为的“刘胡兰头”，其实那发式更接近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

　　直到九十年代我又见到何小嫚，了解了从童年到少年的她是怎么回事，我才醒悟到她是怎样热爱上发烧的。也许小嫚是我们女兵当中最羡慕也最妒忌林丁丁的人。丁丁让很多人疼爱着，就因为她层出不穷地害着各种小病。我们也爱流传那些丁丁生小病的笑话，比如她说自己咳嗽好多了，就是“蛋”很多，（上海话“痰”和“蛋”谐音），叫她生病多吃水果，她说“蹶子”（橘子）维他命多，就是容易生蛋（痰）。常常是两只小白手捧着胃，那就是胃气又痛了，一问，她会用七成上海话三成普通话说：“这只胃胀得像只球！”我们下部队演出吃招待宴会，有人吃美了，便会招来警告：“当心把这只胃胀成一只球！”林丁丁的病都不大，可都是真病，一旦她那只胃胀成了一只球，人们眼看她把胃舒平脆生生地一把把嚼成花生米。有次她的独唱马上要开幕，胃气痛又来了，卫生员当时没有针灸银针，用了两根粗大的别针深深扎进她的虎口，那一刻所有人都疼死她了。尤其刘峰，疼她疼得一肚子柔肠化成了水。这是触摸事件爆发后我们回想推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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