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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


  孩儿妈也许是不忍东旗分出去住,这件毛衣是织给这小女儿的。据说孩儿妈曾经把东旗打扮得很怪:齐眉刘海的毫花头,毛线小外套上一件小旗袍。东旗发现母亲通过她再现她自己的童年,而那个幸运童年注定连着不幸的青年、中年和晚年,她忿怒了。她从此要按自己的喜好买衣服,留头发,竭力避免去重复母亲。她与那美国男朋友决定要私奔那天,她戴了条淡灰的长围脖。私奔失败,她无意发现母亲房间的墙里有张照片,上面一个围长围脖的少女跟她一模一徉,那是年轻时的母亲。东旗对人说过她恨母亲。为什么?她却没说。也许因为母亲用女儿复制自己时制出许多个一模一样的失败,包括失败的私奔:她们都没有从同一个男人的控制下逃掉。

  并且东旗也从内质中无法逃脱母亲的复制;无论她怎样好斗、挑衅,最终她总是让步。婚前她向父亲让步,嫁了父亲中意的女婿。婚后她向丈夫让步,回到娘家,让丈夫去爱他始终在暗中恋的女人。嫌社会太闹,她隐居在家;又是家里烦了,她隐居到学校。虽然她不断和人斗嘴,但真有是非她总是披衣趿鞋在局外溜达。她的披衣趿鞋和孩儿妈虽然在风格上有区别,本质却一模一样(本质是她们那彻底灰心后的快乐。)霜降将毛线球缠绕整齐,一边摘掉线上的草叶。这样也没惊动孩儿妈。她像是有形无神了。她还有无形有神的时候。那晚上霜降与大江相跟着进院子,轻手轻脚锁车时,发现孩儿妈从花坛边走过。见他俩,她吓一跳似的站住了,意外极了的样子。而霜降却不知从哪儿得到的感觉:她一点也不意外,她伺侯和窥测着他们、人们。

  “噢!捣蛋猫!……”霜降将毛线球递还给她,她对霜降笑,神志却根本没参与这笑。半年前霜降向孙管理提出辞职,还没等回答复,四星的事发了。在四星自杀的理由没弄清之前,院里勤杂人员不能动,孙管理对霜降这样说,谁的话。孩儿妈的。孩儿妈一向有神无形地干涉院里的事。

  “听说你决定不走了?”孩儿妈问霜降,未等答她缀一句:“留下好啊。’她这时笑得神形合一了。

  霜降想说:我哪里讲过我想留下。但她知道她已被决定留下了。这院一子的人进或出、走或留都是被决定的。

  “他现在需要人照顾。”孩儿妈说。

  他,当然是四星。出院后的四星话少觉多,享受了一个多月的自由,主动回避家庭晚餐。经常地,还是霜降将饭端七楼。饭后他总是散散步,有时也去看人打打麻将。

  牌桌上有人向他借钱,他也借得不骂骂咧咧、总之他变得很温和、宁静或许惟有霜降感到他的温和宁静恰恰像一场绝症的潜伏期。

  “他出院以后简直换了个人一徉,那么……那么……”

  她举起手中的半截子毛衣端详大小,又似乎借它的颜色形容四星——那么柔和,那么似是而非莫名其妙。

  它是织给四星的吗?那么她对四星是有偏爱的?因为她最初的偏爱招致丈夫对四星的虐待,又因为丈夫的虐待,她补过一般更偏爱得多些,更蹑手蹑足些。这样,四星如今就成了这个逆循环的恶果。

  霜降忙说这毛衣颜色真好。

  “男的女的都能穿这颜色!”孩儿妈像是心里有了靶了。那靶子会是兆兆吗?大江到部队实习的前一阵,兆兆来得很勤,常听她孩子气的嗓门:“大江.打会球吧?!”

  “大江,我骑摩托你坐后面,怎么样?”“大江,你帮我把那猫逮住!非治它不可,它搔我脸!”兆兆和大江打羽毛球时,会围许多人观看,有时连孩儿妈也悄悄挪近,眼高高低低地随着兆兆起落。兆兆总是一身短裤短衣,腰里系一件羊毛衫。有小阿姨问:“兆兆你干嘛不把毛衣穿上?

  那样能暖和吗?”

  兆兆没有回答。后来人们发现她总是把不同颜色式样的羊毛衫系成不同风格,才明白那样系便是矫健潇洒,是种装饰。不久小阿姨们打球身上都系件羊毛衫。

  很快就见孩儿妈织这件毛衣了。

  接过霜降递过的毛线球,她轻说声“谢谢”。意思像打发霜降走开,却在霜降欲离去时说:“大江走是你去送的,对吧?”

  “对呀。”那是个清早,大江叫住刚起床站在院里梳头的霜降,问她能不能帮他把行李用自行车驮到汽车站,再把车骑回来。大江一向不调遣父亲的司机和警卫员。

  霜降边同答边观察孩儿妈的脸。这脸上你休想看出她心在怎样琢磨你。

  “大江这孩子从小就和佣人们处得来。过去有个老佣人的儿子到现在还跟他通信!”她慢慢开始编织:“兆兆那姑娘事业心很强,这一阵说是开始给主刀医生当副手了。

  不然大江走她会来送的。”

  何必又是佣人又是兆兆地提醒我?难道大江会做那么糊涂的事,为我去得罪兆兆?难道我有那么高的心去夺兆兆位置?尽管那个清早大江头一次吐口说他喜欢我。

  在听孩儿妈聊大江怎样与其他程家儿女不同,兆兆怎样出色,人们怎样认为他俩天生地造地般配,霜降随口附和着,心里却油然生出一股对大江的怨。怨那个清晨的他。

  那早晨他说人不能选择父母,要是能选择,事情怎会那么复杂。他的话渐渐乱起来,说他对女人的爱部分取决于那女人爱他的程度;他只爱爱他的女人。要是爱他的女人恰巧美丽可爱,他就不再管得住自己。“我不是在说兆兆。首先她不美,其次她骄傲得爱不起别人来。”

  霜降手用力托住自行车货架上的行李,气也不敢出。

  眼看自己那份乐天知命、安分守已的无望再次被带到希望的薄冰上。

  “我知道你喜欢我。”他说,眼神和声调都那么郑重,如此郑重地耍无赖,把起因后果都归了她。

  她知道她不该问起兆兆,结果还是问了:“你和兆兆吹啦?”

  “没有。”

  她完全不懂这局面了。

  看出她不懂,他说:“我希望我和你一祥,有个普通的家庭,劳苦的父母:然后我奋斗。我奋斗出的东西都是我的,谁敢说它们归我父亲?我要人知道无论我程大江的父亲是干什么的;无论有没有父亲,我都有不变的价值。

  女人也一样,她的价值摆在那儿,那价值什么父母都给不了。”

  到汽车站了,霜降说她得回去叫孩子们起床,弄早饭给他们吃,然后送他们上学。她用这些提醒他她是做什么的。兆兆呢?每天被保姆叫起床,吃保姆弄成的早饭,被父亲的轿车送去上班,白大褂飘飘的,人跟在白大褂后面叫“赵大夫”。也许这对比起作用了,大江将行李拎下车架时对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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