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色陈冲(40)_严歌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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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

剧本中有这样两行对话—— 　　问：“这个乔伊是什么人？” 　　答：“她是本州最美丽的女人。” 　　陈冲此时面临的挑战是能否演出这个“美”。得承认比她美的女子大有人在。她要演出比容貌更重要的美：美人的心理状态，美人的处世哲学，美人的姿态和神情。　　陈冲在《双峰》中的角色并不重，她却从来没有“混”过戏。尤其和一个天赋极好，又极其用功的导演合作，她对自己仅有的几句台词总是反复掂量，有时一句台词就够她推敲出十来种讲法，不顺口的词，她便自己调色打磨。　　大卫林区对陈冲在表演上的探索是完全洞察的。这个每天要在一家固定的咖啡铺消磨一个早晨，一口气灌进七八杯咖啡的导演总是在一张餐巾纸上写满他的创作构想。他往往懂得每个演员的试图，他往往在你试图达到一种高度却又力不能及时助你一把。　　陈冲对人不止一次地说：“可贵的就是他懂得我在朝哪个方向探索，探索什么，然后他帮我完成这个探索。似乎他比我更清楚我想演到什么程度。” 　　《双峰》中，陈冲以一个不重大的角色给观众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乔伊是个绝难混同于任何美国银幕形象的人物。她令人爱、恨、怜、惧；她以她极有限的出场展现了她的多侧面的人格。　　“这个角色跟我本人的性格相差十万八千里。”陈冲在《双峰》获得轰动效应时说道：“她所做的事，她的行为，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去做。甚至不能想象。幸运的是，我也不必去做那些事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我不同意她的行为准则，但我仍爱她。演员应该有一种宽大为怀的懂得；懂得善善恶恶都是人性。不能够用日常生活中的是非准绳去衡量你演的角色，那样会使角色限在很幼稚的‘好人·坏人’格局里。做一个演员，你必须深入到角色内心深处，站在她（他）的角度，为她（他）的行为找到情有可原之处。这样，你才能够演出人性；你不对这或善或恶的人性做审判，审判权留给观众。因此，我从头到尾都不认为乔伊是个坏女人。从扮演角色，到做人，我感到自己有了越来越广阔的懂得。懂得不是同情，也不是谴责，懂得是‘允许存在’——不管它与我多么相悖，都应该允许存在。艺术不是美德教育，不是劝善事业。讲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有关观世音的故事：一个小男孩对观音控诉他父亲，说父亲怎样鞭打他、虐待他，让他活不下去。他请求观音替他复仇，去杀那个暴虐的父亲。观音说：‘不，我不能够杀戮；我从不杀戮。不过你若去杀你的父亲，我是理解的。’报复和残杀是和观音的本性彻底相悖的，而观音具有这样广阔的懂得，对男孩的行为有彻底的体谅。演员也需要如此广阔的对于人性的懂得。” 　　记者们对陈冲的这番见识感到惊讶，并十分含蓄地表示了赞赏。他们归纳：“这就是乔伊这个小角色之所以不同凡响的缘由。” 　　几年过去了，人们仍谈起《双峰》，仍谈起乖戾美貌的乔伊以及她的扮演者陈冲。　　“想去台湾拍片吗？” 　　“想啊！”陈冲不假思索地回答如此的发问。　　如果问为什么，她会被问住。为什么，她不完全答得出。陈冲生活中，不少“为什么”都是所答非所问地被答复了。说她情绪化，心血来潮，她都笑笑，表示认账。　　也许是因为对台湾好奇。同是中国人，又不同的中国人，用陈冲自己的话说：“像一些从来捞不着见面的亲戚：特别想见，又有点怕见。” 　　也许是想在另一片中国国土上找一点宠爱、关怀和欣赏。也许只是像她自己说的：“出国这么多年，一直用美语演戏；转回头用中文谈台词，大概会觉得好新鲜？” 　　陈冲的想去台湾拍片的愿望一直因为种种缘故而不能实现。　　首先是忙。《末代皇帝》之后，不喜欢社交的她开始收到各个国家重要人物的邀请。英国王子查尔斯和黛安娜公主邀请她和尊龙共进晚餐。另一次是接受法国前总理蓬皮杜夫人的邀请，去巴黎午宴。尽管这样的活动本身并不占去太多时间，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是颇耗时的。欧洲社会对服饰和场合的相符非常重视，穿戴不仅体现一个人的教养、身份，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对主人的尊敬。因此陈冲必须花相当的时间订服饰和修饰发型。再就是这类活动总是会惹来大群大群的媒体，她必须做言词准备。　　《末代皇帝》在世界各国公映一年之后，陈冲仍不断随剧组周游列国，做宣传和演说。有时她失去耐心，对好莱坞这套“公关”策略牢骚满腹：“没完没了？！……时间和生命都花在这种事情上（宣传和接触媒体），哪里还剩下多少时间让我去创作新角色！……影片和角色本身好，不用宣传；它们本身糟，宣传也没用！”她在给一个友人的信中如此发着脾气。　　最主要的障碍是陈冲的身份。在她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期间，她曾在香港主演的一部影片《恶男》竟被台湾当局拒绝在台上映。所以直到陈冲拿到美国护照，她与台湾演艺界的合作才开始列入正式计划。　　台视筹拍的四十集连续剧《随风而逝》的拍摄过程仅仅两个月，对陈冲来说，是一次很重要的经验。她向新闻界，也向朋友们谈到自己的苦恼：她所不具有的“两栖性”——西方的表演训练使她一下子无法适应中国的表演要求，常觉得“横也不好，竖也不对”。这次实验性的合作让她想到，她需要一位中文台词教练，她越来越感到自己与中国语言的生分了。　　就这样，陈冲大洋彼岸、此岸，从一个外景地到另一个外景地，从来都是让拍摄计划把自己的生活填塞得过分地满。否则，“清晨醒来，空虚非常厉害。……在这种时候，黑白的Fax，和电话里失真的声音都不管用。”陈冲把自己心里最真实的感觉写信告诉亲近的朋友：“什么时候我们能坐在一起缝自己喜欢的裙子？……” 　　从台湾又飞往澳大利亚、泰国，直接进入了另一部电影《龟滩》的拍摄。陈冲已弄不清是自己让生活如此之忙，还是生活在让自己忙。　　忙，似乎是忘淡她情感上的欠缺，可有时她发现越忙她便越发地感到这份欠缺。　　来到《龟滩》摄制组外景地时，她独身一人，其他人员已先她到达了。旅馆很高档，空荡荡的大厅，鞋跟踏上去的声音更显出它慑人的空寂。　　服务人员告诉陈冲，她订的那间房还住有客人，得等一两个小时才空得出来。　　陈冲问：“我能先打个电话吗？” 　　服务生弄清她要打的是国际长途，歉意地笑笑说：“不行，请你还是等进了你自己的房间再打。”他的意思是电话账将难以结算。　　陈冲最怕这类等待，它使她茫然、伥然，使她有种无所归属的感觉。往往，这感觉一冒头，她便抓起电话向自己在上海的亲人，或向在美国的友人倾诉一通。有些朋友担心她巨额的电话账单，总提醒她：“好了好了！吃力地到处拍片，别都花在电话上了！” 　　“不要紧的！……”她想告诉朋友，独自“闯码头”，异乡异客的无着落感，似乎非得有熟悉的声音才能让她定下神。　　然而朋友和亲人都为她着想，急匆匆结束谈话。　　她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不要担心我的电话账单，我在这个万里迢迢的国度工作，我必须花一半的钱在自己的“心”上，……听听我熟悉的声音，对我是一大安慰，感到自己还与你们同在…… 　　她还在信中剖析自己：　　我是条变色龙，很快就失去了我自己的色彩，变得跟这儿的泥土一个颜色。用粗俗的外表和态度来保护自己，来避免内心的触动：这儿没有人知道我是个那么渴望温情的情种，也没有人知道我有时也看很高雅的书。他们眼中，我是个“大笑姑婆”，喜欢吃，讲跟他们一样的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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