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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陈冲不服地：“你能做什么我一样能做！” 　　陈川停顿片刻，说：“画家不同。画画不受语言和种族限制。人类的许多感觉是共通的。画家和音乐家的幸运，是他们能用共通的语言表达共通的感觉，甚至把不共通的感觉让它共通起来。对吧？大概只有画家和音乐家有这份幸运。” 　　陈冲懂得哥哥的言下之意，那就是：演员是被语言和种族局限的，陈冲此一去，很可能意味着永别银幕。 　　陈冲告诉哥哥，这回她走定了，不管前途是什么。 　　陈冲的行李让外婆很不得要领：除了精减再精减的必需品之外，便是一箱子书和一只纸箱，纸箱沉得出奇：里面盛的是几百只大大小小的毛主席像章，它们是陈冲和哥哥从小搜集的。外婆问陈冲：“带这些做啥？” 　　陈冲只回一句：“我需要。” 　　外婆听说美国的衣服很贵，许多出国留学生都整大箱地装足起码二年的寒衣夏衣。而这个倔头倔脑的陈冲却把航空公司的行李限量耗在这些东西上。 　　陈冲到末了也没向外婆解释那个莫名其妙的“需要”。她自己对这“需要”也不全然清楚，答案是她在美国开始生活后才逐渐出现的。 　　这些红色像章代表着她人生中一个重要阶段，多日后她在美国的校园里这样想着。与美国学生、台湾、香港的学生相比，陈冲发现自已与他们的最大区别是理想——她曾经受的理想教育。曾和许多中国青少年一样，她相信过一种伟大的主义，渴望过为它奋斗、牺牲。她还想，不管国外的人怎样为中国人悲哀，为中国人在偶像崇拜时代的牺牲而悲悯，她应该尊重自己的青春。 　　无论她幼时有过怎样的迷失、荒诞，她仍尊重它。 　　她之所以将一箱子红色像章带过大洋，带到这个纽约州僻静的校园，便是这份对自己青春的尊重了。她不是一个对任何过时事物都不假思索地去否定，去抛弃的人。她不可能完全否定自己信仰和讴歌过的东西。说她怀旧，说她保守，都可以，让她割弃自己长达十年的一段生命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此，在香港、台湾同学们讲鬼故事一样讲到大陆中国的文革、穷困，她会正色告诉他们：“你们不了解我们。” 　　在这些同学面前，她甚至自豪：我们的过去不管是痛苦还是快乐，毕竟不卑琐。我们不为一件得不到的生日礼物哭。我们或许不曾有生日礼物，但我们也不曾有这个微不足道的哭的缘由。 　　陈冲担心那一箱子像章过美国海关时会受阻，却没有。只是因为它们太沉重，纸箱承受不住，刚通过海关便裂开，所有像章随一声巨响倾落到地上。人们朝狼狈而忙乱的陈冲注视，全是不解的眼神。 　　连来机场接应的母亲也对陈冲的这一份行李感到好笑。 　　同母亲来迎接陈冲的还有一位朋友。这是陈冲自乘飞机以来最冷清的一次机场相逢。曾经的每回机场迎送都是一场重头戏。先是镁光灯，然后是一涌而上的记者，再就是被这阵势惊动的人们。她总得四面八方地端着笑脸，尽量不口误地回答提问。她害怕这阵势，厌烦这阵势，存心用孩子气的唐突语言来削弱气氛的郑重，不然这气氛中的氧气太稀薄了，她几乎不能呼吸。她曾常常想：就不能不把我当回事吗？她甚至想过悄悄改换班机，不宣而至，不辞而别，偷份自在闲散。 　　在纽约的肯尼迪机场，她头一次大喊大叫，手舞足蹈地走出关口。像是长期被迫收敛的她，此时放开来活动活动筋骨。 　　“妈！……妈！” 　　这时的陈冲可以像一切十九岁女孩一样放任姿态，一头向母亲扎来。 　　不久，她便独自待在朋友家了。母亲比在国内时更忙，连花出半天时间陪陪女儿都不可能。 　　陈冲打电话给曾在北京拍电影时结识的朋友，竟没有一个人能马上抽出时间见她，所有人都翻着自己的小日历本，数着排满的日程，告诉陈冲他们将在某日某时和她会晤。 　　“但今天不行，抱歉。……” 　　所有人还提醒陈冲：一个人别上马路；纽约对一个陌生国度来的年轻女孩往往是狰狞的，甚至危险的。 　　陈冲却怎么也待不住。一个人试试探探朝繁华的市区走。看，投人注意她，没人跟随她，真的像轮回转世一样，她似乎在经历一次新的身世。她高兴一路走一路大啃巧克力，就去啃；她高兴穿一身宽松无型的衣裙，就去穿。然而，在天性得以伸张的最初快感过去后，她感到了心里的一点不对劲。她意识到自己的虚荣心此刻也想得到伸张：任何东西，一旦有过，就不想失去。曾经的那套排场真的从她生活中消失时，她隐约感到失落。 　　陈冲走在这条拥满异国面孔的街道上，她想他们中最穷的人大约也比她富有。她衣袋里只有薄薄几张钞票，她的生活就要开始从这几张钞票开始。 　　乘几站汽车就花掉这几张票的相当一个百分比。 　　想着，走着。一张瘦削肮脏的手陡然伸到她面前，她惊得吞一口气。是个女人，有双干涸无神的眼和半启的嘴。她向陈冲说了句什么。请她重复，她说：“给两个小钱吧。” 　　陈冲没料到，在纽约第一个来测试她英文听力的是这句乞讨。她告诉她：抱歉，她也没钱。 　　女人突然说：“你是日本人。” 　　陈冲马上说：“我不是日本人！” 　　女人端详了她一瞬，说：“我不喜欢日本人。” 　　陈冲急于脱身，她却拉住陈冲的手。“你没有钱，可我有。这钱给你。”说着她硬将一枚二角五硬币塞到陈冲手里。“再见。我不喜欢日本人。” 　　陈冲呆呆地看着这个半人半鬼的女子飘然远去。她想，要学的太多：不仅语言、生活方式，还要学会和这类失常的人打交道。 　　她把这个奇怪的邂逅告诉了朋友们，也写信告诉了他。 　　他不十分高大，有着端正的脸容和聪慧的、大大的眼睛，还有一口俏皮的北京话。陈冲是在北京认识他的，那是她出国前夕。很快发现他懂古文、通音乐，画也画得不错。他是在艺术环境里长大的，他对于艺术的敏感和造诣，很快吸引了陈冲。他身上没有陈冲见惯的学者子女的严谨，他的气质，随和中带有潇洒。当俩人发现一场恋爱已开始时，陈冲已不得不回上海收拾出国行囊。 　　陈冲的家庭影响，以及她对自己的要求，使她一直在爱情上严加看管自己。尤其十六岁以后，她有了名气，便更视爱情为禁果，她明白一个出了名的女子最容易被人议论，私生活上的一点不慎，便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她的父母和家庭给她的警语是：在这方面早熟的孩子多半没出息。读过大量古今中外小说的陈冲有足够的幻想来消耗她的情愫，来浪漫化她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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