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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尉之死(1)


  (1)

  最初一个溜尖的、带戏腔的嗓门唤“被告”时,少尉不知被唤的是自己。自己不再是那个有着土得让他难为情的名字,四年军校才褪去浑身泥腥,肩上扛的两块硬牌能让三十来条年轻汉子噎住嗝、夹住屁、定住眼珠叫他“排长”的少尉了。

  那嗓门再次顺四壁环游,拖着些似乎与他有关的人和事,他才猛一家伙收拢精神,认清了这个称呼。“被告”是我。这称呼一圈圈环游上升,顿时地,他感觉这天花板在升高上去,高了许多,像小时见的大庙殿,那高压出他的矮来。

  “被告”是我。他慢慢抬起眼,温顺地认领了它。“被告”就是这么个东西:有着一颗满是深浅不一发茬的脑瓜,两个酸臭的胳肢窝。一张白脸白得像沤在胶皮雨靴里太久的大足趾。所有人都坐着,仅有他站着。还有他身后两个全身披挂的军人也站着。他们不是站着,是被威风、庄严、正义架着,架在他身后。刑车上,他们并没有对他唬脸,他们平和、淡漠,脸上表情去得干净之极。而这平和淡漠使他连喘重气都不敢,生怕一丝毫动作都会弄破它。

  随他视线的升起,他先看到的是块白牌,上面是黑字“审判席”。黑字均匀地、一下下地锤着他的眼睛。很快他发现,被锤着的实际是他脑子。

  少尉还发觉自己的嘴半开着,像村里乡亲看戏,看陌生人,看天空偶然爬过的飞机那样敞着两片嘴唇。我不能这样。他使劲将下唇往上收拢,使的劲使他牙关也抖起来。不一会儿它却又无力地与上唇脱开,拖垂着,像他浑身所有部位一样,若没这层地面托住,它们统统会无限地垂下去、坠下去。就这样,在接受“被告”这个陌生称呼时,少尉还原了他小村人的本色、原形。

  “被告”就是他。是我。半年前那个快活地骂人,吹着口哨撒尿,馍馍一来信就乐得浑身痒痒的少尉没了,现在像人一样站着、活着、喘气儿的是“被告”。谁告的我?那个一声没吭死了的王有泉?那个活着时要么满嘴废话,要么嘴抿得像条愈合的伤口的司务长?不是的,他倒下时仅仅喉咙里发出微小的“咕咕”声,那大概是他的肺在排出一串啤酒泡儿。

  “被告刘粮库,男,现年二十五岁,原××部队独立营少尉排长,山西省定县刘庄人。……”正对他脸,审判席的白牌子后面竖起一个人来。那人一手撑着桌子,一手擎着几页纸。少尉所有的故事都在他的几页纸里。所有的,除却属于馍馍的。一个人的故事竟可以如此简单地被讲述:“男,山西定县刘庄人……”足够了。那就足够引发其余的全部。不必去讲述那里的原怎样陡起陡落,劈出屁股大一片地,不论它长出什么都得供人去填嘴、填腹。父亲前头刨出脚丫大的红薯,母亲拾着拳头大的,孩子们则捉出指头大的。薯秧也不扔一根,锅空时,秧子便是惟一内容。秧子被有梗有叶地吞下去,又被有梗有叶地屙出来。少尉仍记着那东西狠狠顺着他薄透的胃肠扫下去,一路扒净他仅存的、有关“吃”的美好记忆与向往。

  馍馍是她家第四个姑娘。生下她,她爹拽长本来就长的脸,对惭愧不堪的她妈说:“你还不如给我生下个麦面馍馍!”后来馍馍到军营看他,脸皱着说:“你天天有馍吃了还叫人馍馍干啥?看你那些兵没笑死!”

  “那你想要个啥名儿?”

  “问我呀!我俩谁上县城读高中,谁上了军校?”

  兵们再笑,他就说:“你丫挺的笑!”他那时能用半口北京话骂人了,意思是丫头养的:“她叫墨墨!墨墨,怎么啦,象征求知欲!”这几年报纸上铺天盖地是“求知”、“自学成材”之类的时代词儿。

  “刘犯粮库,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八日,僭越军需仓库

  僭越。军需仓库。他突然举目环视一下面前的所有面孔,似乎想找个人讨论“僭越”与“贸然进入”之间的区别,它俩是否具有同等严重的定义。我只是趁没人时不声不响进去的,对吧?况且那不是什么军需仓库,不过是紧挨库房的一间小屋,对吧?……

  少尉的目光最后停在一张女性脸上。那脸小于所有的脸,小得像孩子。只有孩子的脸才会这样干净,这样不掩饰惊讶,不回避他无赖般祈求理解的目光。“我不是有意干下那一切的。我没想到王司务长回来得那样快,我也没料到我手那么重。我活这么大没动真格打过谁,不是那号狠人。连军校最狠的柴教员罚我负重长跑五千米,我也只在心里拿枪瞄瞄他。我什么也没对他干。他虐待所有农村子弟,骂我们笨得像屙牛屎。毕业典礼上,他还笑着杵我肚子,说:“他妈的,小伙子!那年准是粮食欠收,你爹送你入军校的。军校伙食好,你上这儿长个儿来了。看看,长了不少不是?”他当时凑我那么近,我一拳准砸崩他的脸,像砸崩个脆西瓜,让它红的白的一下淌散开。可末了我也没动他根毛儿。我真不知道王司务长那条命会一下就敲没了。看看我,我是生就一副杀人不眨眼的模样吗?……”

  那孩子样的女人一直看着他。等少尉被看得心毛躁了,垂下眼,隔会儿再抬起,她仍那么看他;双手捏了拳挤住脸,轻微吊起两颊的皮肤和眼睛,两肘支在桌上,面前有一摊纸,看不清空白着还是被写上了什么。她就那么把他看着,人人都这样把我看着。他正被人的视线网住,不得动弹。而她是不同的。他认为她的不同,并不完全因为她是这场合中惟一的女人,又是惟一不穿军服的。好吧,你看吧。她那样的看让少尉觉得她不在看他,而是在读他,读他脑子,读他心思。似乎对于她,他的邪恶和凶残就得这么费力地、两眼不错神地读。难道他不觉自己的某一部分隐晦难懂吗?他至此也不懂自己怎会在回营房的路上突然停住,野猫一样无声地向右一窜。右边一条小路通司务长王有泉的独立王国,里面有冰箱、电视,营长夫妇常在出那门时打着啤酒嗝儿,司务长的卧房兼办公室紧挨一排给养仓库,里面堆着六十年代的压缩干粮,七十年代的野营罐头,八十年代的大米、面粉、风干腊肉。

  少尉见记载着他劣迹的纸终于被翻过一页。至多再翻两次,就能到达有着红色圆印的那页。他看得见最后一页纸背上透出一滩红晕,人在按下它时过饱地蘸了印泥,或过分用了力。少尉知道自己的命运就被按定在那块红色里。那是一个红的、熟透的结局。

  会是什么呢?会是几十年的苦役?会是个永远见不着馍馍的后半辈子?馍馍曾寻着访着去看他吗?不会的。馍馍会嫁别人,用她毛茸茸的前额去蹭别人的脖梗;对别人指着柜台里一条麻线粗的金项链,懂装不懂地偏着眼问:“那是个啥?”

  “是啥咱也买不起。”当时的少尉说。

  “你买起我也不要!”

  “真不要?”

  “嗯!”

  “那咱走啊,还盯着它看什么?”

  馍馍呼一下甩过脸:“谁和你‘咱’啊?!你走你的呗,我买不起还看不起吗?”

  当时的少尉突然发觉馍馍的脸很生,比他认得的那个扁,宽大,有个黄鼻尖,那是因为它沁出的汗冲掉了上面的粉。馍馍什么时候学会了涂粉,是她来北京之后?是她跟营长那个在剃头店工作的老婆友惠学的?友惠脖子上手指上都沾金,尽管她也只算上半个城里人。但少尉和营长哪儿比得起。营长没有个围着一锅黑色的煮红薯叶的家庭;没有个从生完最后一个孩子就没止禁流血的母亲;没有个想娶媳妇想傻了的哥哥。

  馍馍还是懂事的。送她回去时,她在火车里,他在站台上,她说她什么也不会向他要。有钱你让你家少吃两顿红薯叶吧。她又笑回一个原本的馍馍。但那笑像一动就要碎。

  “馍馍,等我有了钱……我给你买点儿别的什么。那个金锭子,太贵。”

  “谁要它呀。那么粗,用它拴牛去呀!”馍馍皱鼻子瘪嘴,笑于是碎掉了。

  少尉的罪孽仍被藏在几页纸后面的嘴一字字地吐露着。“……刘犯在自己偷窃罪行被发现后,顿起杀心,以一枚加重训练手榴弹击中司务长王有泉头部……”

  少尉猛一怔,似乎下力气辨认出这么个狰狞、险恶的东西竟是自己。他不敢、不愿、也不无委屈地认清,这一切确确不是别人,是无法抵赖的自己。像他的赖不掉的贫穷的家,贫穷的祖祖辈辈,贫穷的生养他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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