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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维加斯的谜语(3)


  “我不客气。”我说,知己知彼地笑笑,“你也别客气,有什么事就说。”我其实心里既烦躁又害怕。这么多年拼命地独立自主,争取不欠人情,为的就是不让别人求上我。“别客气,能帮你的我帮你,不能帮的,我马上告诉你帮不了。”我进一步鼓励他。

  老薛沉默了。我的烦躁已大于害怕。其实对于薛家父女,我倒从来没烦过。他们属于那种话不多,但话讲出来都不多余的人。老薛举止中的分寸感,那种很自律,很有节制的人所具有的处事待人的准确,以及艾丽丝离群落伍的美貌都形成了蛮好的格调。老薛还有一手好厨艺,我请他做过两次家宴。他做菜一点声响,一点烟都没有。做菜的三个钟头内,他每小时到院子去静静地抽一次烟,一次只抽半根,左手端个小碟子盛烟灰,之后无痕迹地把洗净的小碟放回原处。

  我又催促他两句。他抬起脸笑一下说,不知我能否借他两千元钱。他接着就告诉我这钱将多么事关重大:国内他的学院分了他一套房,但得花几万元买居住权;艾丽丝的妈妈一辈子跟着他胡乱凑合住,家里每张床,桌子都是实心的,下面塞满东西,眼下他把老太太一人撇下,能撇在一个宽敞整齐的房子里他心也安些。

  我先答应借钱给他。但我还说了一句:“艾丽丝经济条件不差嘛。”

  “她?是啊。她有她自己的麻烦,还拖个孩子。我们不能拖累她。如果你为难,可千万别勉强……”他接过我给他的支票,手却一直停在我俩的中间地带,给我足够的时间把支票收回。

  我不再说什么,不然成了我不愿借钱给他。

  “我一时可还不了你……”他又说,手和支票仍搁在中间地带。这话的恳切很打动我。

  “我一时不用这笔钱的。”

  “明年我恐怕能把这钱攒出来了。”他又说,手还停在那儿,还在给我时间反悔。

  “那你就明年还我!”我不耐烦地笑道,心里大松一口气:他求我帮的这个忙是帮起来最省力最快的。

  他让我答应不去跟艾丽丝说,我说我干吗要去跟她说。

  他仍是没把支票收起来。我真不耐烦了说:“我先生马上下班了,别让他看见,他很不喜欢借给人钱。”

  老薛这才把支票赶忙揣进口袋。送他出门,看他有点颤手颤脚地钻进汽车,动作中出现了一些琐碎的磕碰,笑容和礼貌都不太准确了。

  过了两个星期,老薛又来向我借五百元,说上次把买房的数目算错了,后来一算,竟还短五百。我没难为他让他费太多解释,“唰唰”地已写了一张支票,爽快地扯下来。这回他收支票的动作快多了。我倒真的想反悔,收回这张支票。不是我茅塞顿开地悟出他借钱的真实目的,而是我家的确不宽裕,付房子贷款剩余的钱,也仅够让月头和月尾接上缝。

  我那时不知道他拿上钱第二天就奔拉斯维加斯去了。他那天在大街上发广告一直站到晚上六点。这个钟点在冬天相当阴暗,不小的风卷起一些鲜黄的纸片。那都是老薛塞到别人手里,又被别人马上扔掉的广告纸片。那种黄颜色黄得真是绝望,鲜亮得命也不要了,不少商店绝望地大减价就用这颜色刷出减价标志。这种黄颜色还让我想到马戏团拉场子的号音。总之老薛就在这些黄颜色纸片营造的秋风落叶的意境中沿马路往上坡走,走到金融区和唐人街的边界,走进最便宜的停车场。再便宜老薛在掏出五元钱停车费时仍心惊肉跳。五元钱的停车费和他值一千五百元的十多岁的“Hyundai”之间有个荒诞比例。但老薛没觉得荒诞,他也不觉得他费了一天工夫塞到大家手里的黄纸片又在一天结束时向他飞回来这个现象有什么荒诞。老薛是个非常认真、对自己正从事的事情怀有信仰的人。

  我是很久以后才从艾丽丝那儿知道老薛每周五去拉斯维加斯,以及他这个惯例旅行前前后后的规定动作。就那样他从金融区开着老“现代”回到家,脱下他惟—一套西装,雇他发广告的美容店,运动器材店、星相讲座都给了他着装标准:西装、领带,皮鞋。他也很乐意衣冠楚楚地站到大街上,那样他少了些自身的次要感和多余感。否则每个接过广告的人都会给他一瞥目光,那目光告诉他,置于这个社会,他是多么次要和多余。

  老薛换上那件米色的丝绸夹克,假如气温低,他还在丝绸下穿两件毛衣,直到丝绸被撑得不再飘抖仿佛棉被面子。然后他从冰箱里拿出一袋面包,取出六片,再从一节火腿肠上削下薄薄三片。他精确地制作出三个三明治,放进三个三明治塑料袋。塑料袋被晾衣夹子夹在一根铁丝上,是被一再用过,又洗干净,晾干的。除了吃进嘴里消化在肚里的东西,老薛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反复使用的。他自己的新旧循环、废品回收已建立了一个完善的系统。

  一般在晚上八点十五分,老薛出现在灰狗站。一辆去拉斯维加斯的灰狗在八点半出发。老薛拎着他的人造革黑皮包上了车。曾经装过讲义、实验报告、胃得乐、一只酱菜瓶改做的茶杯、前门牌香烟的黑皮包现在装着三明治、胃得乐、酱菜瓶子改做的茶杯。他把黑皮包抱在胸口,放倒椅背,一路睡过内华达的沙漠。

  到达拉斯维加斯时,城市的霓虹灯都快闪不动了。老薛走进他头一次结赌缘的赌场,赌客们也都睡眼迷蒙了。老薛却是满脑子的新鲜血液,小跑到柜台去兑换筹码。他第一把总是兑六十六元,数字吉祥。他选一台老虎角子机坐下,将黑皮包放在自己脚背上。

  这就开始了老薛与老虎角子机二十四小时的对垒。老薛节奏不变地去扳那根操纵杆,像个守在机床旁、五十年代中国的劳动模范。除了上厕所、兑换筹码,去饮水泉往酱菜瓶里灌水,老薛寸步不离岗位。他的三份三明治在早晨九点,下午两点,晚上八点被当成三顿正餐。老薛舍不得多花一分钱一分钟在吃饭上。他会连同三明治吞下胃得乐。后来我亲眼见到赌场的苦行僧老薛如何用功,刻苦时,才发现我凭老薛性格逻辑而想象的所有动作、细节有多准确。

  整一年,老薛借钱的真实用途很好地瞒过了我。我和艾丽丝常见面,她已搬过两次家,现在住一幢两层小楼,卧室有落地窗,可以在懒觉之后呆望大海喝咖啡。从艾丽丝对这屋内陈设的漠然和不爱惜,我大致看出她对那个视觉外的房主的态度。艾丽丝的女儿倒一天一变地成长,她母亲缺乏的世故在她那儿得到了弥补。有时客人中有人背着艾丽丝讲她些是非,讲些刻薄她的笑话,五岁的女孩子并不反目,只静静地听,有时甚至会忽然拿出自己的零嘴给这个人,说:“叔叔(阿姨)吃吧,我省给你的!”

  有次我应邀去吃晚饭,进门见艾丽丝和老薛在闹脾气。

  “你要钱干什么?你当我不知道你要钱去干什么?”艾丽丝大声对着厨房嚷嚷。

  老薛跟以往一样,在厨房里无声无息地当厨,并不嚷回来。

  “唉,安,你坐!”艾丽丝来关照我,同时把话题转到她刚看的一部按好莱坞配方制出的爱情电影上。她决不是忌讳我听她的家丑,而是突然就对争执失去了兴趣。就像她对她前夫一样,本来可以在离婚时得到点财产,可她因失去兴趣而放弃了。

  老薛用了个木托盘把菜端上来,见到我,他猛一紧张。他一定不知今晚的食客里也有我。

  “安,你看她这么大人还整天没大没小……”他指着艾丽丝笑着说。笑得袒护、惯使。但他仍是非常紧张,因为刚才艾丽丝的揭露性语言已触到我和他之间的秘密。

  其实我也警惕了,想起艾丽丝没头没脑地问我她爸是否借过我钱。我觉得我和艾丽丝都各掌握老薛的半个秘密;老薛分别把我和她瞒在真相的两端。

  早已忘了上下文的艾丽丝说:“真是的,国内现在单位分房还得交好几万块呐!我这不才凑了钱寄到我爸学校去!不然我妈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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