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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川是个黄女孩(1)


  有个人想我。说是想得紧,想得不可终日。就在这个曾经屠宰业昌盛、血流成河、叫作芝加哥的大都市,走着一个想见我的人。唯恐天下不乱吗?关于芝加哥,丑闻已经够多。关于我的丑闻,也够多了。只是都很好地保存在我和另外一群个人之间。用间谍术语,我和他们每个人都是单线联系。因此无论丑闻怎样惊世骇俗,对方和我一样密藏。芝加哥雄性勃然的高楼,某一幢里住着一个想见我的人。故事从此就要不一样了吗?

  想我的都是什么东西呢?是洗得干干净净、喷过科隆、精心剃了须的雄性肉体,在白色浴巾下,摊得新鲜平整。先是口舌和口舌的假话交流:好吗?──好极了,你呢?好得不能再好。上次做完感受不错?超级棒!我们开始?──当然。雌性肉体偶然也有,坦率买卖,我卖的是力气,她们买的是伺候。现在有了个想我想得要死的人,把我每天干五、六遍的这桩事叫作“按摩”,我假模假式穿一身苹果绿和尚服,伪装之下的这个职业就给叫成了“按摩师”。伪装之下还有别的,男人们要这双玉手去宠惯他们一下。这时事情更简单,我和他都在局外,是这只纤纤秀手和那个器官之间的相处。完了事,我和他的关系毫无进展也毫无恶化。这是想我的那个人有所不知的。

  我像个人一样走到街上,想着这个想见我的人。

  信都在我的皮包里。皮包比别人的行李还重,就因为它必须盛装许多污七八糟的东西。比如信、账单,化妆盒,日记本。信是最重的一部分。信的啰嗦都是关于一件事:请求我去看这个想我的人。因为信如此的啰嗦,我越来越冷下心来。

  写信的人在香港,叫作黎若纳,今年六十岁差三个月。是这样,黎若纳在二十六年前把一场狗男女关系纠正过来,第二次为人妻,什么也没带就走了。她带的东西只有几个相框和一个相簿。她连自制的内裤也没带。她拉下的东西很多:金项链、旧皮鞋、一大堆丝绸缝的旧内裤,我。于是,我知道我和旧内裤一样不值得她带走。旧内裤和我都是她另一段私生活的证据。

  我的外婆问七岁的我,黎若纳是谁?直到有一天她问完后我反问:“黎若纳是谁?”她才放心,不再问了。这年我九岁。肃清黎若纳留下的记忆和影响,外婆觉得是她一生中最成功的业绩。她就像子宫里从来没住过那个女胎儿,两腿间从来没钻出那个带一大堆黑胎发的标致女婴似的,再也不说、不骂、不伤心了。除了她看见我身上的烧伤疤痕,看见我跟在别人母亲后面学织毛线,包饺子皮,她会把我拖到一边,搂一会,手在我背上或者头上细碎地打着,脱口出来一句:“毒啊。”她指什么,你马上明白了。她一直在想什么,你也明白了。

  如果不走运,一个星期会收到黎若纳三封信。如此的没用,还会拆开它们,一个字一个字地让黎若纳尽情啰嗦”。这些字外婆看都不看就会说,臭不要脸。她说,不要那样笑,就和臭不要脸的一式一样!她说:再敢那样走路──黎若纳就像你这样走的,走到哪,现世到哪!我从此不能真笑,不能用真嗓音说话,不然黎若纳就得逞了,在我身上得到了永生。谁有这样的牙齿、头发、嘴角、眼神呢?它们是黎若纳的,它们要风流地顾盼、搔首弄姿,你说我拿它们怎么办?七岁的我唱了个什么歌,一句词说:“天下无敌!”外婆说,想得美,谁无敌你也有敌。你的敌人叫黎若纳。我走在芝加哥一家花旗银行门口,体内附着着这样一个大敌黎若纳。银行已关门。没有关系,我习惯什么都对我关上门。我的脸在自动存、取款机的镜子里出来了,这个光线里谁都是丑闻中的人物。手还年轻吧?豆蔻年华的十指,把五张支票装进信封。因为提供了特别服务,支票面额都不小。八十,一百。这双年轻的手可是太知道枪匪横行的芝加哥有多少孤独的雄性人口。他们出高价让这双手去蹂躏他们。他们发出腐烂的呻吟,渐入佳境,登峰造极。这双手和他们,也不知谁糟蹋了谁。我后面这张面孔能想象这双手刚去过哪里吗?又来了一个人,一看就知道来私藏来路不妙的收入。机器响了,吸噬着我的五张支票。然后是那条黑暗幽长的秘密途径,它们得摸着黑走完它,走出尽头便洁净如新生。我转过身,在后面两个排队人眼里做一瞬的良家妇女。

  芝加哥一眨眼成了鬼城。秋天的夜晚八点,金融区的摩天大厦噩梦一般逼近来,所有的正经人都鬼祟了,躲闪着,走得贼一样快,所有的反派们大摇大摆,枪手们醒来了,暗娼们容光焕发,酒鬼们摩拳擦掌。刹那间他们成了城市的占领军。我的步子不快不慢,他们假如有好戏唱,至少有我这一个观众。连麦当劳也开起乞丐们Party来了。我买了一份鸡沙拉,鸡是前天的,生菜是昨天的。要背叛黎若纳,就要吃垃圾。外婆对事情的理解是这样,嘴馋的女人浑身都馋,眼馋、手馋、身子馋。黎若纳和人进行狗男女事务,开端就在一家蛋糕店。黎若纳有一副精美的口味,无美食、为宁死。外婆的进化论:偷嘴、偷东西、偷人。

  地铁站门口乞丐气味充胀到鼻腔和脑子里。乞丐们大概因为活得毫无进展,所以生命淤滞成一股腐败气。不去躲闪他们阴冷的眼睛,他们就输了。非乞丐们像亏欠他们似的抬不起头,咕哝一声,对不起,没有零钱,然后通奸者一样溜得飞快。我从来不给乞丐钱,因为黎若纳总是给。黎若纳总是要“行行好”的,她该对她的丈夫和被她生到世上来的人行行好。她“行行好”是缺乏主次的,对蛋糕店里的陌生男人大大地行好。我还能看见那个黎若纳,三十岁,红色衬衫,白喇叭裤,招摇撞骗的本钱足够。你能想象不?这样一个女人能背着丈夫、女儿买一块奶油蛋糕,在店里就吃下去。所以没有艳遇蛋糕店也是她的福地。靠陈列窗有三张小桌,六把椅子,她没有座位,站着也是一样吃,一样不露寒伧,秀雅闲逸地吃,眼睛漫不经意地看着外观,为自己放哨。某一天她不是一个人了。刚刚在柜台前站定,在各种如花似玉的奶油面前发情,一个男人说,其实最高级的是牛油清蛋糕。黎若纳一回头,好了,她口福艳福都来了。黎若纳直觉特别好,一看就知道这个一无用场的人是金子堆大的。我现在能想象他们,马上配对儿,像一支筷子找着了另一支筷子。男人那低调的高贵,那积累了一切有关享乐的智慧的眼睛,那对一切不懂享乐的人的轻蔑笑纹,使黎若纳摇身一变,成了个无家累、未生育的女郎。男人把她带上楼。楼上是黎若纳的天堂。男人一定要给她高等教育,许多高贵的美食,外貌是不花梢的,比如牛油清蛋糕。黎若纳太识货了,和我父亲过日子错过了让她显露她享乐的才华的机会。机会来了。叫作吴岱的男人不久就发现了她美丽的丝绸内裤是她自制的。为了她那双贪馋的眼睛,黎若纳自染、自裁、自制衣服、裙子、乳罩。一万个人里,你一眼能把她找出来。她没有一件衣服合身,要么过份宽大,要么过份窄小,合身的衣服多平庸。她看见一切常规的东西就不耐烦。我那时六岁,二十多年后我闭上眼能看见黎若纳背着我们出去造孽的模样:形象蛮大家子气的风骚女郎。

  地铁经过一个站台。我看见站名了。黎若纳啰嗦”到了把地铁站名都标在信上。这个站上去,有一座二十六层的公寓。等等,让我想想,是什么颜色?是浅米色的。门口站着守夜人,穿黑制服,对过有个咖啡店,从那里就可以看见五层楼上的一个窗口。窗口有隐约的钢琴声出来,是那个想见我的人弹的。黎若纳用元珠笔费了多少口舌?生怕我还有新的借口,她把路线从地铁站一直标到了五层楼上:出了电梯有个长几,上面放了一盆假花,往它左边拐进一条走廊。然后就容易找门牌号了。

  那个楼我不陌生。我和四楼的一个男人也有丑闻。我一两个星期就去他那里一次。有两次我在楼下的厅里坐了很久,想在暗里看看想见我的那个人。应该不难认,楼里没有几个亚洲人。我的伏击不成功。我也没听见什么隐约的钢琴声。黎若纳想得美,谁会在美国这种地方没事弹肖邦、舒伯特、李斯特?年轻人有多少好事可干?谁会干弹小夜曲这样的酸事?伏击之后我回到家,开了淋浴,想起没拿浴巾。取换洗衣服时,一只手还在翻找,另一只手已经去关抽屉。煮开水泡面,不是把面拿到灶前,而是端了一锅滚水去柜子前取面条。一连几天,天天行为倒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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