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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一)

  一九三五年七月,钟书不足二十五岁,我二十四岁略欠几天,我们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我们离家远出,不复在父母庇荫之下,都有点战战兢兢;但有两人作伴,可相依为命。

  钟书常自叹“拙手笨脚”。我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

  他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他是一人出门的,下公共汽车未及站稳,车就开了。他脸朝地摔一大跤。那时我们在老金家做房客。同寓除了我们夫妇,还有住单身房的两位房客,一姓林,一姓曾,都是到牛津访问的医学专家。钟书摔了跤,自己又走回来,用大手绢捂着嘴。手绢上全是鲜血,抖开手绢,落下半枚断牙,满口鲜血。我急得不知怎样能把断牙续上。幸同寓都是医生。他们教我陪钟书赶快找牙医,拔去断牙,然后再镶假牙。

  牛津大学的秋季始业在十月前后。当时还未开学。我们下船后曾在伦敦观光小住,不等学期开始就到牛津了。钟书已由官方为他安排停当,入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我正在接洽入学事。我打算进不供住宿的女子学院,但那里攻读文学的学额已满,要入学,只能修历史。我不愿意。

  我曾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美国韦斯利女子学院的奖学金,因为奖学金只供学费。我的母校校长以为我傻,不敢向父亲争求。其实我爸爸早已答应我了。我只是心疼爸爸负担重,他已年老,我不愿增加他的背累。我指望考入清华研究院,可以公费出国。我居然考上了。可是我们当时的系主任偏重戏剧。外文系研究生没一个专攻戏剧。他说清华外文系研究生都没出息,外文系不设出国深造的公费学额。其实,比我高一级的赵萝蕤和我都是获得奖学金的优秀生;而清华派送出国的公费生中,有两人曾和我在东吴同学,我的学业成绩至少不输他们,我是获得东吴金钥匙奖的。偏我没出息?我暗想:假如我上清华外文系本科,假如我选修了戏剧课,说不定我也能写出一个小剧本来,说不定系主任会把我做培养对象呢。但是我的兴趣不在戏剧而在小说。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懂得造化弄人,只觉得很不服气。既然我无缘公费出国,我就和钟书一同出国。借他的光,可省些生活费。

  可是牛津的学费已较一般学校昂贵,还要另交导师费,房租伙食的费用也较高。假如我到别处上学,两人分居,就得两处开销,再加上来往旅费,并不合算。钟书磕掉门牙是意外事;但这类意外,也该放在预算之中。这样一算,他的公费就没多少能让我借光的了。万一我也有意外之需,我怎么办?我爸爸已经得了高血压症。那时候没有降压的药。我离开爸爸妈妈,心上已万分抱愧,我怎能忍心再向他们要钱?我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安于做一个旁听生,听几门课,到大学图书馆自习。

  老金家供一日四餐——早餐、午餐、午后茶和晚餐。我们住一间双人卧房兼起居室,窗临花园,每日由老金的妻女收拾。我既不是正式学生,就没有功课,全部时间都可自己支配。我从没享受过这等自由。我在苏州上大学时,课余常在图书馆里寻寻觅觅,想走入文学领域而不得其门。考入清华后,又深感自己欠修许多文学课程,来不及补习。这回,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满室满架都是文学经典,我正可以从容自在地好好补习。

  图书馆临窗有一行单人书桌,我可以占据一个桌子。架上的书,我可以自己取。读不完的书可以留在桌上。在那里读书的学生寥寥无几,环境非常清静。我为自己定下课程表,一本一本书从头到尾细读。能这样读书,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学期开始后,钟书领得一件黑布背心,背上有两条黑布飘带。他是我国的庚款公费生,在牛津却是自费生,自费的男女学生,都穿这种黑布背心。男学生有一只硬的方顶帽子,但谁都不戴。领奖学金的学生穿长袍。女学生都戴软的方顶帽子。我看到满街都是穿学生装的人,大有失学儿童的自卑感,直羡慕人家有而我无份的那件黑布背心。

  牛津大学的大课,课堂在大学楼;钟书所属学院的课,课堂借用学院的饭厅,都有好些旁听生。我上的课,钟书都不上。他有他的必修课。他最吃重的是导师和他一对一的课。我一个人穿着旗袍去上课,经常和两三位修女一起坐在课堂侧面的旁听座上,心上充满了自卑感。

  钟书说我得福不知。他叫我看看他必修的课程。我看了,自幸不在学校管辖之下。他也叫我看看前两届的论文题目。这也使我自幸不必费这番工夫。不过,严格的训练,是我欠缺的。他呢,如果他也有我这么多自由阅读的时间,准会有更大的收获。反正我们两个都不怎么称心,而他的失望更大。

  牛津有一位富翁名史博定。据说他将为牛津大学设立一个汉学教授的职位。他弟弟K.J.Spalding是汉学家,专研中国老庄哲学。K.J.是牛津某学院的驻院研究员。富翁请我们夫妇到他家吃茶,劝钟书放弃中国的奖学金,改行读哲学,做他弟弟的助手。他口气里,中国的奖学金区区不足道。钟书立即拒绝了他的建议。以后,我们和他仍有来往,他弟弟更是经常请我们到他那学院寓所去吃茶,借此请教许多问题。钟书对于攻读文学学士虽然不甚乐意,但放弃自己国家的奖学金而投靠外国富翁是决计不干的。

  牛津大学的学生,多半是刚从贵族中学毕业的阔人家子弟,开学期间住在各个学院里,一到放假便四散旅游去了。牛津学制每年共三个学期,每学期八周,然后放假六周。每三个学期之后是长达三个多月的暑假。考试不在学期末而在毕业之前,也就是在入学二至四年之后。年轻学生多半临时抱佛脚,平时对学业不当一回事。他们晚间爱聚在酒店里喝酒,酒醉后淘气胡闹,犯校规是经常的事。所以钟书所属的学院里,每个学生有两位导师:一是学业导师,一是品行导师。如学生淘气出格被拘,由品行导师保释。钟书的品行导师不过经常请我们夫妇吃茶而已。

  牛津还有一项必须遵守的规矩。学生每周得在所属学院的食堂里吃四五次晚饭。吃饭,无非证明这学生住校。吃饭比上课更重要。据钟书说,获得优等文科学士学位之后,再吃两年饭(即住校二年,不含假期)就是硕士;再吃四年饭,就成博士。

  当时在牛津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是获得奖学金或领取政府津贴的。他们假期中也离开牛津,别处走走。惟独钟书直到三个学期之后的暑假才离开。

  这在钟书并不稀奇。他不爱活动。我在清华借读半年间,游遍了北京名胜。他在清华待了四年,连玉泉山、八大处都没去过。清华校庆日,全校游颐和园。钟书也游过颐和园,他也游过一次香山,别处都没去过。直到一九三四年春,我在清华上学,他北来看我,才由我带着遍游北京名胜。他作过一组《北游诗》,有“今年破例作春游”句,如今删得只剩一首《玉泉山同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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