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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我听父亲说,三姑母的日文是科班出身。日本是个多礼的国家,妇女在家庭生活和社交里的礼节更为繁重;三姑母都很内行。我记得一九二九年左右,苏州市为了青阳地日本租界的事请三姑母和日本人交涉,好像双方对她都很满意。那年春天三姑母和我们姐妹同到青阳地去看樱花,路过一个日本小学校,校内正开运动会。我们在短篱外略一逗留,观看小学生赛跑,不料贵宾台上有人认识三姑母,立即派人把我们一伙人都请上贵宾台。我看见三姑母和那些日本人彼此频频躬身行礼的样儿,觉得自己成了挺胸凸肚的野蛮人。

  三姑母一九一四年到北京,大约就是在女高师工作。我五周岁(一九一六年)在女高师附小上一年级,开始能记忆三姑母。她那时是女高师的“学监”,我还是她所喜欢的孩子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学生正在饭堂吃饭,她带了几位来宾进饭堂参观。顿时全饭堂肃然,大家都专心吃饭。我背门而坐,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儿。三姑母走过,附耳说了我一句,我赶紧把米粒儿捡在嘴里吃了。后来我在家听见三姑母和我父亲形容我们那一群小女孩儿,背后看去都和我相像,一个白脖子,两撅小短辫儿;她们看见我捡吃了米粒儿,一个个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儿捡来吃了。她讲的时候笑出了细酒涡儿,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不怪僻。

  女高师的学生有时带我到大学部去玩。我看见三姑母忙着写字,也没工夫理会我。她们带我打秋千,登得老高,我有点害怕,可是不敢说。有一次她们开恳亲会,演戏三天,一天试演,一天请男宾,一天请女宾,借我去做戏里的花神,把我的牛角小辫儿盘在头顶上,插了满头的花,衣上也贴满金花。又一次开运动会,一个大学生跳绳,叫我钻到她身边像卫星似的绕着她周围转着跳。老师还教我说一套话。运动场很大,我站在场上自觉渺小,细声儿把那套话背了一遍,心上只愁跳绳绊了脚。那天总算跳得不错。事后老师问我:“你说了什么话呀?谁都没听见。”

  我现在回想,演戏借我做“花神”,运动会叫我和大学生一同表演等等,准是看三姑母的面子。那时候她在校内有威信,学生也喜欢她。我决不信小学生里只我一个配做“花神”,只我一个灵活,会钻在大学生身边围绕着她跳绳。

  一九一八年,三姑母由教育部资送赴美留学。她特叫大姐姐带我上车站送行。大姐姐告诉我,三伯伯最喜欢我。可是我和她从来不亲。我记得张勋复辟时,我家没逃离北京,只在我父亲的一个英国朋友波尔登(Bolton)先生家避居几天。我母亲给我换上新衣,让三姑母带我先到波尔登家去,因为父亲还没下班呢。三姑母和波尔登对坐在他书房里没完没了地说外国话,我垂着短腿坐在旁边椅上,看看天色渐黑,不胜焦急,后来波尔登笑着用北京话对我说:“你今天不回家了,住在这里了。”我看看外国人的大菱角胡子,看看三姑母的笑脸,不知他们要怎么摆布我,愁得不可开交,幸亏父母亲不久带着全家都到了。我总觉得三姑母不是我家的人,她是学校里的人。

  那天我跟着大姐到火车站,看见三姑母有好些学生送行。其中有我的老师。一位老师和几个我不认识的大学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惊奇。三姑母站在火车尽头一个小阳台似的地方,也只顾拭泪。火车叫了两声(汽笛声),慢慢开走。三姑母频频挥手,频频拭泪。月台上除了大哭的几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泪。我虽然早已乘过多次火车,可是我还小,都不记得。那次是我记忆里第一次看到火车,听到“火车叫”。我永远把“火车叫”和哭泣连在一起,觉得那是离别的叫声,听了心上很难受。

  我现在回头看,那天也许是我三姑母生平最得意、最可骄傲的一天。她是出国求深造,学成归来,可以大有作为。而且她还有许多喜欢她的人为她依依惜别。据我母亲说,很多学生都送礼留念;那些礼物是三姑母多年来珍藏的纪念品。

  三姑母一九二三年回苏州看我父亲的时候,自恨未能读得博士,只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我父亲笑说:“别‘博士’了,头发都白了,越读越不合时宜了。”我在旁看见她头上果然有几茎白发。

  一九二四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

  我记得她是一九二五年冬天到苏州长住我家的。我们的新屋刚落成,她住在最新的房子里。后园原有三间“旱船”,形似船,大小也相同。新建的“旱船”不在原址,面积也扩大了,是个方厅(苏州人称“花厅”),三面宽廊,靠里一间可充卧房,后面还带个厢房。那前后两间是父亲给三姑母住的。除了她自买的小绿铁床,家具都现成。三姑母喜欢绿色,可是她全不会布置。我记得阴历除夕前三四天,她买了很长一幅白“十字布”,要我用绿线为她绣上些竹子做帐帷。“十字布”上绣花得有“十字”花的图样。我堂兄是绘画老师。他为三姑母画了一幅竹子,上面还有一弯月亮,几只归鸟。我不及把那幅画编成图案,只能把画纸钉在布下,照着画随手绣。“十字布”很厚,我得对着光照照,然后绣几针,很费事。她一定要在春节前绣好,怕我赶不及,扯着那幅长布帮我乱绣,歪歪斜斜,针脚都不刺在格子眼儿里,许多“十”字只是“一”字,我连日成天在她屋里做活儿,大除夕的晚饭前恰好赶完。三姑母很高兴,奖了我一支自来水笔。可惜那支笔写来笔划太粗。背过来写也不行。我倒并不图报,只是看了她那歪歪扭扭的手工不舒服。

  她床头挂一把绿色的双剑——一个鞘里有两把剑。我和弟弟妹妹要求她舞剑,她就舞给我们看。那不过是两手各拿一把剑,摆几个姿势,并不像小说里写的一片剑光,不见人影。我看了很失望。那时候,她还算是喜欢我的,我也还没嫌她,只是并不喜欢她,反正和她不亲。

  我和二姑母也不亲,但比较接近。二姑母上海启明女校毕业,曾在徐世昌家当过家庭教师,又曾在北京和吉林教书。我家房子还没有全部完工的时候,我曾有一二年和她同睡一屋。她如果高兴,或者我如果问得乖巧,她会告诉我好些有趣的经验。不过她性情孤僻,只顾自己,从不理会旁人。三姑母和她不一样。我记得小时候在北京,三姑母每到我们家总带着一帮朋友,或二三人,或三四人,大伙儿热闹说笑。她不是孤僻的。可是一九二五年冬天她到我们家的时候,她只和我父亲有说不完的话。我旁听不感兴趣,也不大懂,只觉得很烦。她对我母亲或二姑母却没几句话。大概因为我母亲是家庭妇女,不懂她的事,而二姑母和她从来说不到一块儿。她好像愿意和我们孩子亲近,却找不到途径。

  有一次我母亲要招待一位年已半老的新娘子。三姑母建议我们孩子开个欢迎会,我做主席致辞,然后送上茶点,同时演个节目助兴。我在学校厌透了这一套,可是不敢违拗,勉强从命。新娘是苏州旧式小姐,觉得莫名其妙,只好勉强敷衍我们。我父亲常取笑三姑母是“大教育家”,我们却不爱受教育,对她敬而远之。

  家庭里的细是细非确是“清官难断”,因为往往只是个立场问题。三姑母爱惜新房子和新漆的地板,叫我的弟弟妹妹脱了鞋进屋。她自己是“解放脚”,脱了鞋不好走路,况且她的鞋是干净的。孩子在后园玩,鞋底不免沾些泥土,而孩子穿鞋脱鞋很方便,可是两个弟弟不服,去问父亲:“爸爸,到旱船去要脱鞋吗?”我父亲不知底里,只说“不用”。弟弟便嘀咕:“爸爸没叫我们脱鞋。她自己不脱,倒叫我们脱!”他们穿着鞋进去,觉得三姑母不欢迎,便干脆不到她那边去了。

  三姑母准觉得孩子不如小牲口容易亲近。我父亲爱猫,家里有好几只猫。猫也各有各的性格。我们最不喜欢一只金银眼的纯白猫,因为它见物不见人,最无情;好好儿给它吃东西,它必定作势用爪子一抢而去。我们称它为“强盗猫”。我最小的妹妹杨必是全家的宝贝。她最爱猫,一两岁的时候,如果自个儿一人乖乖地坐着,动都不动,一脸称心满意的样儿,准是身边偎着一只猫。一次她去抚弄“强盗猫”,挨了猫咪一巴掌,鼻子都抓破,气得伤心大哭。从此“强盗猫”成了我们的公敌。三姑母偏偏同情这只金银眼儿,常像抱女儿似的抱着它,代它申诉委屈似的说:“咱们顶标致的!”她出门回来,便抱着“强盗猫”说:“小可怜儿,给他们欺负得怎样了?”三姑母就和“强盗猫”同在一个阵营,成了我们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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